宣汉 彭靖国
作者简介
彭靖国，男，汉族，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生，重庆第三十四中学初中毕业。一九六四年九月下乡，在宣汉县天生区新农公社林场，后在新农公社六大队一队落户。一九八五年毕业于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任重庆飞泉热水器厂副厂长。现在中汽客车有限公司供职。
一九六九年春天，达县地区的“社办场”都解散了。在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老知青们的“造反”行动，已经使各个社办林场处于瘫痪状态。“砸烂修正主义的社办林场，解放革命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各类在“文革”中成立的知青组织的纲领，而当“社办场”真正被“砸烂”以后，我们却迷惘了——“砸烂”是手段，“解放”是目的，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的思维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去诠释“解放”。伟人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知青说：无产阶级都不能解放自己，何况我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此刻，伟大领袖已经下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开始像洪水涌向农村。当新来的知青尚不知农村的基本情况的时候，我们已在痛苦地思索了：今后的日子怎么样？个人的前途在哪里？
宣汉县新农公社方圆数十里，六个大队，五十二个生产队，新农林场解散后，三十三个老知青便分散落户到有条件安置知青的十多个生产队。我与周邦宪一道被分配到六大队一队(几个月后周邦宪通过关系转到条件较好的七里公社)，那是一个山脚下的小块平地，两条小溪从南面的小山沟流出，到我们落户的地方汇成一条小河。小河两边全是水田，水田后是山，山上是庄稼地。在这个连地名也没有的地方，我生活了整整六年。
农民是好打交道的，从下队的那一天起，每家人便轮流给我送来新鲜蔬菜，直到数月后，我的自留地里的蔬菜能够自给。我有五家邻居，巧的是三家姓彭，是三兄弟（另有两家姓袁，袁姓是队上的大姓），于是三家的男主人都成了我的哥，三家主妇我都叫嫂，三家的小孩都叫我“大叔”，比照哥嫂与其他姓的辈分，我便也有了表叔、表兄弟和表侄子。我“三哥”是副队长，“三哥”的干亲家是大队副书记，所以我在队上是受到照顾的，闲暇的时候常有农民嘘寒问暖，或是听我吹各样的龙门阵，使我空虚的心并不十分孤独。但我最喜欢相处的还是我们原来一起在“社办场“的知青伙伴。
一个冬天的中午，我收工后正在家生火做饭，突听门外狗吠，一小孩叫道：“大叔，来客人了。”迎出门去一看，原来是李炜，他到芭蕉场赶场回队路过我家，就顺便来歇歇脚。李炜与唐忠勋同在六大队七队落户，在林场的时候与我有过一些误会，关系并不好。下队以后因为距离不太远，互相有了走动，因而冰释前嫌，成了朋友。
简单的午饭后，两人坐在火坑边烤火。李炜问：“怎么玩？”我说：“下象棋吧。”李炜鼓掌说：“好哇!”我们便开始制作象棋，在柴堆中找出较为匀称的树枝，用锯子锯成三十二个圆木块，用纸片写好每个棋子的名称，贴在木块上，再用报纸画了一张棋盘，忙碌了约一个小时，象棋制作好了。我俩便在“楚河”“汉界”开始了厮杀。我记不得我们下了多少盘棋，也记不得谁赢得多，只记得那次是从傍晚下到第二天早上，火坑的火不知不觉熄了，到脚冻得受不了的时候又将火点燃，如此反复多次。这时，我俩宠辱皆忘，仿佛回到久远的年代，耳畔没有了尘世的喧嚣，脑子里暂时忘了无尽的烦恼，仿佛整个世界已经缩小到报纸画成的棋盘上。
月光从窗格中透过，照在屋里，使冬夜显得更加寒冷。山村的冬夜静谧如湖底，在油灯微弱的光亮下，我俩行棋如飞，偶尔一声“不准悔棋”“将!”显得格外响亮，惊动了邻家的狗，汪汪地叫几声后又归于平静。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间便听到公鸡打鸣，邻家的农妇开始了喂猪，空气中有了炊烟的气味。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三哥，可能是我们吵得他没睡好觉，他板着一张脸说：“兄弟，该出工了。”停了一会儿，可能是看到我俩因熬夜和烟熏变红了的眼睛觉得有些不忍，复又放缓了口气：“你各自睡觉，各自睡觉。”我和李炜四目对视，都奇怪怎么这样快就过了一夜？互相击掌一笑。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从涉世不深的小青年进入两鬓斑白的年龄，每每回忆往事，自然也就提及自制象棋战通宵的事。儿子听后记在心中，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给我买回一盒“立体象棋”，售价一百元。其实他也知道我棋艺很差，也不很爱下棋，我想他是出于对父辈的理解吧。
对于今天的青年，我们只有祝福他们一帆风顺，祈祷别再重现那荒诞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