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

认命不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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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 丁重九

作者简介

丁重九,男,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生,重庆杨家坪中学初中毕业。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下乡,到宣汉县土黄区三胜公社胜利茶场。回城后在重庆西南车辆厂医院工作。现供职于重庆高新区康华社区医院。

俗话说:万事不由人计较,一切都由命安排。又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些自然都是宿命论,有谁肯“听天由命”呢?谁又不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只因生于丁亥年九月九,加之又姓丁,父母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丁重九。说来奇怪,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我下户口上山下乡,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从农村办户口回到重庆,刚好整整九十九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我读书很少让父母操心,上小学一年级当班长,二年级入队当中队长,每期各科成绩都是满分(五分制),居年级三个班第一名。然而,到了四年级时,正值灾荒年,母亲几句牢骚便引来一场灾难——因历史问题(解放前国共合作时期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且当选过区分部候补委员)而被揪斗、批判、管制。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我的头上:中队长降为小队长,小队长降为少先队员,小小年纪还要我与母亲划清界限。一九六四年我初中毕业,姐姐高中毕业,我们姐弟二人都没被高一级学校录取,我和她相隔八个月先后到了宣汉县胜利社办茶场。

不满十七岁的我,身高只有一米六三,体重只有四十六点五公斤,妈生我就这么瘦弱的身体,不是干力气活的命。一次到离茶场二十多公里外的煤厂背煤,巴山坡陡,雨天路滑,一跤摔下去,顺坡滚了十多米远,幸好背篼卡在了崖边一土缝中,被同路的知青救了,不然恐怕早已魂归西天了。

没有干重活的本钱,场长便安排我去当“牛羊倌”。我麾下有两头牛,十一只羊。我常把它们赶到小河湾岸边去吃草,岸边有悬崖,终年水流成瀑,崖下为水帘洞,是一个清静的地方。牛羊吃草我得闲,便把当时能找到的书带上,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小羊羔在我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我也一天天成熟起来。看的书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久而久之我便不甘“听天由命”了。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我这辈子总不可能当“羊倌”而终结。

大巴山区农业生产落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农民很穷,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很差。看到医生在当地很受人尊敬,我便萌生了学医的念头。父母没有给我一个强健的体魄,却给了我一个灵活的头脑。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俗话也说:“少年裁缝老年医”,只要医术高,既可救治百姓于病痛之中,又可受人尊敬,此生就不会受穷,也不会枉来人世走一遭了。一句话,当医生成了我的人生梦想。

和我一起业余学医的还有周德明和蒋长远两个知青,他们都是一九六三、一九六四级的高中毕业生,文化水平都比我高。相比之下,我比他们自学起来更艰辛更困难,但我认定了的路,会矢志不渝地走到底。

一无教材,二无教师。学起来谈何容易。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开起了头,路总归会走出来的。我们把找到的、借到的医书,全部照抄照录。这办法虽笨,但效果较好。记得读书时老师说过,看一遍不如读一遍,读一遍不如抄一遍。虽苦虽累,只要有收获,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什么药性、汤头、脉诀,什么《中医基础》《伤寒论》《金匮要略》《瘟病条辨》《针灸学》等等等等,全都如饥似渴地通通硬啃。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中医要背要记的知识很多,非下苦功不可。比如针灸学人体穴位,成百上千个,要熟练掌握绝非一日之功。有时背得头昏脑涨也不释卷,这样持之以恒,细嚼慢咽,领悟其要,终有所获。

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光靠读记还不行,特别是医学,人命关天,必须通过实践,通过临床学习,取得真知灼见,所学方能致用。学针灸时,我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试针,认真体验感觉。学习中还必须胆大心细,没把握的事不能蛮干,要慎之又慎。开始时真有“如履薄冰”之感。我主动找病人,虽然犯了“医不叩门”之忌,但我不要报酬,为人扎针开药方,从小病开始,步步为营,扎扎实实,逐渐取得了临床经验。大巴山区的农民很穷,看不起病,像我这样能给他们解除些许病痛,也还是很受欢迎的。从在茶场开始到后来插队落户,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当代课教师,甚至在宣汉县宣传队期间,我一刻也没停止过学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插队落户后,我的医术在乡亲们中小有口碑,公社党委便派我到县赤脚医生训练班去学习。后来,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当了三年的“赤脚医生”,为乡亲拿脉扎针,开药除疾,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记忆很深的病例是抢救一个大出血的小产农妇。一天太阳偏西时,一个老婆婆慌慌张张地跑到医疗站找我,说她儿媳妇上午九点左右小产在家,情况十分危急,病人有生命危险。随她来到病家,见其状我悚然一惊,满地鲜血,用石灰都没盖住,血浸透了石灰,满屋弥漫着血腥味。患者失血过多,面色惨白,四肢冰凉,脉微欲绝,完全处于昏睡状态。我镇静下来,思忖片刻,立即动手给她注射止血针,用艾条灸其肚脐。半小时后,患者面部开始红润,慢慢清醒了过来。我长舒了一口气,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去,她的亲人也转悲为喜。后又服了几剂中药,不多日她便可以下地干活了。现在细想起来,那时胆子也真是大,医疗条件那样差,如果一旦血流不止,闹出人命,可就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术的长进,一般的小伤小病都能做到手到病除,小儿高热惊厥我也用针灸成功医治过。乡亲们不管什么时候找我看病,即使刮风下雨、夜半三更我也没有推辞过。时日一长,我便得到他们的信任与尊重。我很满足,从此更加坚定了我终身从医的志向。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顶替父亲回到阔别八年多的家乡重庆。临走时,乡亲们自发地敲锣打鼓、吹唢呐,送我和陈小庆冋重庆。送了七八里路也不愿意回去,有些经我救治过的乡亲,拉着我的手,泪水长流,说长道短,依依不舍。重庆来的招工干部目睹了那动人的场面也颇受感动。

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是重庆大型国营机械厂,领导征得我的同意,分配我到厂职工医院工作。这是一个科室齐全规模不小的医院,当时就有两百多名医务人员。我一无文凭,没进过正规医药院校,二又刚到单位,只能从头干起。从当时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出发,我选择了当普工,到药房去抓药,工资每月二十八元(如果当学员,每月工资只有十八元)。

凭着在农村学习和积累的经验,我在本职工作之余,主动积极地为厂职工家属扎针看病,继续摸索积累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寻找机会聆听各种医学讲座,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医术。其间我用针灸治愈过一些疑难杂症,比如用针灸治眩晕症。

我们厂一个退休患眩晕二十四年的病人,名叫魏东华,女,六十四岁,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发眩晕病,抬来医院候诊。她几乎每月要发作一到两次,西医治疗每次都需三至五天,输液打针,恢复较慢。经过我一次针灸治疗,至今二十多年未发作一次,现在她已是九十一岁的老人,仍健康地活着。

回厂四年后,医院领导根据厂里工人、干部的反映,和我在工作期间的表现及能力,把我调到中医针灸科工作。从此我当上了一名正式的医生。后来通过考评,我成为中医主治医师,并在专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九九一年,我的论文《针刺太冲穴为主治疗眩晕病》在“全国第三届非药物疗法”交流会上发表,获得好评。一九九二年我成为“中国针灸学会”会员,后又被聘为“重庆市针灸学会文献专委会”委员。先后两次被市针灸临床学习班特聘为教师,获得厂“自学成才特别奖”,市国防系统“自学成才成果奖”。

全国甲A足球联赛重庆赛区,体委两次特聘我为赛区医生,在软组织损伤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我采用针灸治疗各种类型的眩晕症,治愈率居世界先进水平,大多能一次解除其症状。

我针灸治周围神经面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患者能在五至六次治愈。

脑血管意外偏瘫三个月内患者,通过六至十次针刺结合中医治疗,可明显改变其症状。

二〇〇二年重庆电视台“都市写真”栏目以“平民医生丁重九”为题,制作了近二十分钟的专题片,讲述我锲而不舍学医的故事。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正如专题片拍摄结束时,编导问我向观众最想说一句什么话,我说:“我认命,但不随命。”

这就是我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