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多里，整个林场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变着各种戏法混日子，仍然常觉百无聊赖。我带回来的十多本书成为十分珍贵的精神食粮，朋友们相互传看，有时聚在一起讨论，常常会因理解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书少，就看得仔细；有争论，往往会重看。那正是一个批臭“真、善、美”的时代，我们手里的这些书被视为“封、资、修”的垃圾，属于收缴之列。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深深地浸**在这些文学名著中，孜孜以求真、善、美。这些书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们荒芜而粗糙的心田，帮助我们认清现实，为我们形成独立思考的人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想尽其他办法收罗书籍。记得有一次路过七里公社，干部们被当地的造反派撵得鸡飞狗跳，“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从一只文件柜里翻出《巴金文集》《茅盾文集》十数册，如获至宝。《鲁迅全集》也东零西碎地收集齐了。
秦老师给我留下的几何题，我想了多次也没能解开，但是又不愿服输，不时地翻翻数学书，后来终于解出来了。数学毕竟是美的，我有时也做做题消遣，这为我后来考入理工科大学埋下了种子，当初却纯粹是玩玩而已。
万源的老朋友邓鹏曾经说过，我们这群十五六岁上山下乡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朋友、农民、生活、书籍作为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完成青春期教育的。——诚哉斯言！
秦老师与我只见过两面，但是他对我的影响远胜于读初中时那些多年对我耳提面命、喋喋不休的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大概秦老师自己也没料到这一点吧。秦老师的气质、他的始终忧郁的神情、屋子里随处可见的书、寄给我的数学书及附笔的便条，乃至自制的燃炉以及帮助我“窃”书，在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代里对我的灵魂有着尖锐的触动和启发，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他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一位对我影响极大的老师，说来惭愧，我连他的大名都没记住，只记下姓秦。另一方面，我在想，秦老师不大可能记得住我吧？在他眼里，我只是万千知青中普通的一个，并没有着意要影响我，他那时实际上是相当消沉的。如果我这篇文章能够刊布，而秦老师又能读到，且从记忆中捜寻出来我，那将是何等快意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