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在当时的同龄人当中是幸运者。我的爸爸、妈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到重庆某企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都在医院当医生，工资也较高，家庭生活较富裕。我记得当时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许多领导、医院里的叔叔、阿姨常来我家做客。我记得还有苏联来的专家安娜医生、北京来的一位刘阿姨、从日本来重庆协助建厂的专家们，特别是日本朋友小田幸子一家，都常常来我家做客，或叫我妈妈瞧病，或请我妈妈临时去做翻译等。
然而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中，我母亲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原因是一起所谓的“医疗事故”。从此我家一下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母亲从医生岗位被贬到洗衣房当洗衣工。我当时仅仅十五岁，简直难以相信这个事实。记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人们缺少生活必需品，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用的。严重的营养不良使许多人生病，医院里住满了人。那一时期我母亲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忙，白天黑夜都在医院，星期天也在医院，有时一个星期见不到母亲的面。那时候家属区里没有电话，都是用广播找人，有时母亲刚回来准备吃饭，广播里又在通知她去医院抢救病人，只好拿一个馒头啃着立即出门。十多年里，我母亲救活和治愈病人无数，因而受到很多人的尊重。然而一夜之间，本来是受人尊敬的医生忽然变成了“敌人”，人们便再也不敢接近我家，那些故交好友也不再上我家的门。
我那时正在读初三，学校里知道了我家的情况，班主任老师突然对我冷淡起来，一些同学也开始用敌视的眼光对着我。我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痛苦、绝望地哭泣。我不理解，我那么兢兢业业、那么废寝忘食、那么勤奋忘我工作的母亲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是命不好呢，还是上天无眼？我惶惑，我痛苦，我愤怒！我那时不知哭了多少次，为了不让母亲难过，不敢在她面前哭，也不敢在外人面前哭。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思想，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诉说痛苦，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啊！在痛苦和歧视的煎熬中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怀着惨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怀抱着一丝希望能升入高中。但是，等来的却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我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恨，我恨学校老师的无情，我恨社会的不公平。
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到农村去，小时候我的理想是读大学当医生。我当时刚满十六岁，还是非常幼稚的年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我从心底里不愿去农村。但当时，我大姐正在读大学，还有妹妹在读初中，妈妈的工资降到了六十元，远在上海工作的爸爸也在“运动”中遇到了麻烦，家庭经济出现拮据。更重要的是，政府当时已有号召，要求城里待业的青年人到农村去。那个年代城市里就业机会非常少，如果响应政府号召去农村，当然是既光荣又时尚的事情；同理，不响应政府号召，待在家里待业，政治上就是落后。由于我家庭当时的情况，我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到农村去，或许可以减轻我母亲身上的政治压力。
那一时期的报纸、电台正在重点宣传知识青年董加耕和邢燕子的事迹，到农村去是光荣的，留在城里当“社会青年”是一种耻辱。当时有一部电影叫《朝阳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让许多青年人感到振奋。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政府宣传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重在表现，前途靠自己争取”等等。我那时自然没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和“上山下乡，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不过面对这些宣传，我也感到有一点希望，便下决心离开家庭，到农村去自谋生路。我和一位女同学唐某一起到大渡口另一所学校报了名，很快下了户口，成为大渡口区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