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上半年，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国家要从知识青年当中招收工人进城工作，仿佛是满天乌云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光亮，这给我们每一个知青都带来了希望。以前和我们同一林场的重庆知青唐某是第一个被招工出去的，他分配在铁路局达县火车站。唐某家庭特别困难，在知青中年龄最小，十二岁下的乡。后来公社里其他一些知青也调走了，听说都是家里有关系或者家庭出身好的人。这种招工情况又让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只得把希望压在心底，默默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与世代居住农村从事农活的农民们相比，知青的生活境况不能说最差。然而城乡差别毕竟是悬殊的，年轻人应当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何况我们的亲人都在城市里，期待回城工作是每一个知青的愿望。
因为我妈妈的原因，我家五姐妹中有四人先后下乡，而且都是十年以上，给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创伤。周围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外调回城了，真是令人羡慕。我十分思念我的妈妈，思念我的家，日日夜夜，我都在期盼着回重庆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由于我在生产队努力劳动，踏实肯干，赢得了社员们好评，被公社推荐去考大学。经过短暂紧张的复习准备，在平昌县县城参加了考试，自我感觉还不错。出乎意料的是，后来爆发了“张铁生事件”，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还给领导写了信。这件事经过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后，考生录取标准显然起了变化，我自然就落选了。
一九七四年，因公社小学差教师，我被调去当过一段时间代课老师，工资为每月二十四元。由于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一个老师什么课都得上，语文、算术、唱歌、体育、图画全包。我努力做好教学工作，以对得起社员群众。这里的小孩上学也是十分艰苦的，一大早就要起来，走很远的路。除了背一个书包外还要背一个小背篼，放学以后还得割上一背篼猪草或牛草回家。因为经济不发达，农民收入低，孩子们穿着都很差，学生们到天热以后都是打赤脚，到冬天才能穿双布鞋。孩子们都淳朴可爱，十分听话。几十年后，回想起这段教书的日子，心里也会发出几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