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傳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國家要從知識青年當中招收工人進城工作，仿佛是滿天烏雲的天際出現了一絲光亮，這給我們每一個知青都帶來了希望。以前和我們同一林場的重慶知青唐某是第一個被招工出去的，他分配在鐵路局達縣火車站。唐某家庭特別困難，在知青中年齡最小，十二歲下的鄉。後來公社裏其他一些知青也調走了，聽說都是家裏有關係或者家庭出身好的人。這種招工情況又讓我的心裏沉甸甸的，隻得把希望壓在心底，默默地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與世代居住農村從事農活的農民們相比，知青的生活境況不能說最差。然而城鄉差別畢竟是懸殊的，年輕人應當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更何況我們的親人都在城市裏，期待回城工作是每一個知青的願望。
因為我媽媽的原因，我家五姐妹中有四人先後下鄉，而且都是十年以上，給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創傷。周圍的知青們一個一個地外調回城了，真是令人羨慕。我十分思念我的媽媽，思念我的家，日日夜夜，我都在期盼著回重慶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由於我在生產隊努力勞動，踏實肯幹，贏得了社員們好評，被公社推薦去考大學。經過短暫緊張的複習準備，在平昌縣縣城參加了考試，自我感覺還不錯。出乎意料的是，後來爆發了“張鐵生事件”，張鐵生考試時交了白卷，還給領導寫了信。這件事經過報紙、電台大肆宣傳後，考生錄取標準顯然起了變化，我自然就落選了。
一九七四年，因公社小學差教師，我被調去當過一段時間代課老師，工資為每月二十四元。由於農村學校師資力量薄弱，一個老師什麽課都得上，語文、算術、唱歌、體育、圖畫全包。我努力做好教學工作，以對得起社員群眾。這裏的小孩上學也是十分艱苦的，一大早就要起來，走很遠的路。除了背一個書包外還要背一個小背篼，放學以後還得割上一背篼豬草或牛草回家。因為經濟不發達，農民收入低，孩子們穿著都很差，學生們到天熱以後都是打赤腳，到冬天才能穿雙布鞋。孩子們都淳樸可愛，十分聽話。幾十年後，回想起這段教書的日子，心裏也會發出幾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