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城里大批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了。这时各地林场早已分崩离析，上级顺水推舟，宣布社办林场通通解散，林场所有知青重新安排，插队落户。
这次插队，领导宣布可以自行组合，我与女知青张某、何某一起，到了双凤公社上游大队一队。经过几年的林场生活，我们三人比较知心，三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大家都喜欢音乐，相处起来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我们落户的生产队经济情况比林场好得多，每个劳动日收益达到四角八分，这和林场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里的生活安排由我们自己决定，伙食、卫生比起林场期间都大有改善。我们也学着养鸡、养猪，自己种蔬菜、腌咸菜、做豆瓣酱等。
在生产队里，劳动是很艰苦的，强度比林场大得多。刚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经受了很严峻的考验。比如担粪施肥，一出工就是一整天，必须和农民们一样干。肩膀肿了，火辣辣的，碰都不能碰，只有咬着牙坚持。我和张某个子高，稍好一些，何某个头小，特别吃亏，又痛又累急得直哭。
还有一种农活也很吃力，那就是背牛粪上山，为红苕、麦田施底肥。这里山高坡陡路不平，必须用背篼背重物，才能顺利上山下山，累了就用“打杵子”撑着歇口气。有一次，我背着一百五十多斤的牛粪上山，刚登上一个山坡，重心没有调整好，身子一晃，一头栽倒在五米多高的山坡下。幸好掉在泥土地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当时背篼抵在我腰上，大半天起不来，把一起劳动的农民都吓坏了，叫我就地休息了半天。就是这次受伤，让我留下了腰痛的老毛病。因为在农村那种条件下，既不能接受有效的治疗，又不能充分休息，同样还要参加很重的劳动。直至十多年后腰病仍屡屡发作，到医院彻底检查，发现就是那次受伤造成了陈旧性腰肌劳损和腰椎变形。时至今日，每逢变天，就闹腰疼。
在生产队劳动生活方面虽好于林场，也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当地农村缺少柴火，生产队除将棉花秆、苞谷秆、麦秆分配给每家社员外，还允许每家每户到指定的柴山上去砍柴。上山砍柴路很远，我们三人因为缺少劳动力又不会砍柴，所以一直未去砍过柴，只能平时很注意节约着用。一九七一年临近春节时，我们的柴用光了，不好意思叫社员们帮忙，附近生产队的男知青们都回重庆了，找不到人帮忙。到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连烧水的柴也没有了，都急得哭了起来。正在此时，以前另一林场的一位姓龙的男知青找人路过此地，我们将他叫住，请他帮忙上山砍了一大捆柴，我们才度过了那个春节。经过这次教训，以后煮饭烧水我们真是计划又计划，节约又节约，总怕没柴烧。
每年送公粮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夏粮收割后，队里就要安排送公粮。公粮要送到四五十里路外的驷马转运站，一路上上坡下坎完全是山路，路又窄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我们天不亮就出发，背上一百多斤重的谷子，和社员们一起运送，到那里排队过磅。因为体力差，虽然比农民们背得少，却必须跟在他们后边拼命走，不能掉队，走拢驷马以后，简直筋疲力尽。交完公粮，农民们就取出随身携带的干粮来吃。我们第一次送公粮时，没有经验，未准备干粮，身上也没有钱，只好空着肚子、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生产队。
插队下乡和林场的日子相比，各方面情况好得多，但我们仍然不能养活自己。在生产队劳动挣的工分只能充抵在队里分得的粮食，穿衣零用的钱还得到家里拿。还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没有电灯，只能点煤油灯且不说，一年只能看上一两场电影，都是每到春节，晚上走很远的山路，到公社或者德胜区上去看露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