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竹 杨思聪
作者简介
杨思聪，男，一九四八年二月生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重庆市第三十六初级中学，同年十一月到大竹县观音公社林场当知青，一九七一年调离农村。一九七八年从大竹县一家小厂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在西南师大教书至今，现为西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一九六四年，我初中毕业到达县地区大竹县境内一个山区的社办林场当知青。林场原本有三十多名重庆知青和二十多位当地农民。
一九六八年，“文革武斗”开始，林场便瘫痪了。本地场员卷被盖回家，知青也大部分回了重庆，五十多号人拼死拼活“战天斗地”四年多开垦的土地，重又恢复了原来的荒芜(我们在林场干的唯一的事就是开荒种粮养活自己)。我也回了重庆，但很快就回来了——这座城市处处都在提醒我，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存身之地。不久，又有几个同学带着与我同样的心情陆续回到林场。
政府并没有抛弃我们，每月发给每人八元生活费。公社被造反派夺权后，生活费便停发了。武斗期间，炮火中断了交通，我们一连几个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剩下的粮食越来越少了，买粮的钱却没有着落。
我们几个男生曾下山去向造反兵团要过生活费——县里拨给我们的钱在他们那里。造反兵团的头头是林场附近大队的民兵连长，和我们很熟，甚至可以说有些交情。可那年月，人变得快，我们那点交情早就化为烟云。当时，武斗队早已将知青视为仇敌。起因是，我们观音区白坝林场的知青，看见公社造反派有几只“汉阳造”，虽是破枪，却是真家伙，想据为己有，就学着电影《洪湖赤卫队》中刘闯那样，半夜溜入公社造反派的住所，往洋铁桶里扔了一挂燃着的鞭炮，冒充机关枪的“啪啪”声，把公社造反派吓得弃枪而逃，于是就轻易地把这几支破枪弄到了手。殊不料因此种下祸根，而且落下“林场知青有机关枪”的话把儿。当时，不断有达县专区通（江）南（江）巴（中）知青与当地造反派“火并”的传言，大竹县造反派掀起的一股打知青的风潮也波及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面对这样的“大气候”，我们公社的造反派手早就痒了。
一天，我们在区上跟当地的一群造反派不期而遇。一言不合，那造反派头头一声怒吼：“给我打！”顷刻之间，二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将我们团团围住，二十几条白晃晃的刺刀将我们分别逼向墙角。接着，枪托和拳头像雨点一样劈头盖脸地打来。过了好一会，几个好心人奋力将我们拖出来，拥着我们逃离了现场。我们在一间僻静的屋子里躲到天黑，然后带着累累伤痕摸黑回到林场。
第二天早晨，轮到我做饭。打开米缸一看，一粒米也没有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那一天好大的雪。建在山寨上的林场和周围一座座竹山早已变成了一片银白。天低云暗，大雪纷纷扬扬，无休无止地下着。不堪大雪的重压，竹子大片大片地断裂，此起彼伏的断裂声让寂静得有些可怕的山寨有了些许生气。寨墙上积雪盈尺，山寨内寂然无声。山寨方圆五里没有人烟，银白色的世界空****的。五里外有一座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茅屋，孤独的茅屋断断续续地飘着炊烟，那是离林场最近的一户人家。
我站在寨墙边，漠然地望着茫茫大雪，心里像塞了一团烂棉絮，堵得发慌。我忍不住冲着山下，像饿狼一样狂嗥。
嗥了一阵，觉得心里好受一些了，正打算回屋去，却看见郑翔在寨墙角上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他一动不动，任凭大雪落在他的身上，看上去像一座白色的石雕。几天前，从重庆辗转回来的亦林带来家乡的消息，说郑翔的家被抄，父亲被斗，母亲卧病在床。从那一天起，他就很少说话，常常在那块石头上一坐就是几小时。
我怕他冻坏，硬把他拉到屋里。那石头上留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彤云密布朔风起，树梢瑟瑟风声凄。不见花放柳吐绿，唯闻枯木寒鸦啼。”
天渐渐黑了，雪还在下，天上传来一阵阵寒风的呼啸。林场空****的屋子里，我们四男四女八个知青围着一堆篝火默默无声地坐着。重体力劳动加上没有油水的伙食已经让我们的食量大得惊人，一个人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吃下一斤半米的干饭。平时，稍晚一点开饭谁都会饿得难受。那一天，我们粒米未进，只饿得人肠子一阵阵绞痛。饥饿的滋味不好受，被这个世界抛弃的绝望则更让人痛彻肝肠。大家闷声不响地坐着，谁也不说话，只是不时向火堆里投一块柴。
和平一直躺在阁楼上，到天黑也没有下来。昨天是他做饭，他早知道没有粮食了。和平憨厚木讷，平时大家都叫他木脑壳。一整天阁楼上都没有声息，我担心出事，提着一盏马灯，上楼去看他。
他睡的地方紧靠窗户。所谓窗户，只是篱笆墙上挖的一个孔，口子朝北。和平一动不动躺在地板上，北风卷着雪花飘进窗内，落在他的被子上慢慢融化，被子已经湿了。我心中一怔，觉得不妙，抢步上前一把掀开湿漉漉的破棉被，大叫一声：“木脑壳！”和平猛地坐起来，痴愣愣地望着我说：“吃饭了？”看着他那样子，我只想哭。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忍住眼泪，急忙转身走开。不久，他也下来了。
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凄厉的呼啸声穿过门缝直往人的脑袋里钻，火苗被吹得呼呼作响。屋外，雪越下越大了，除了风声，雪夜实在太寂静。
半夜时分，我们还这样无望地围着火堆坐着。饥饿和绝望越来越冷酷地折磨着我们，空空的胃里一股股酸水直往外冒，心头像有一团火在烧。那时候，我们几个人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一岁。
女同学开始小声地抽泣。“我们该怎么办？”清兰带着哭腔，好像在问我，又好像在自言自语。
“男的去抢人，女的去嫁人！”我猛地窜过火堆，站起来发疯似的吼。后来，清兰对我说，那一刻，我那样子真怕人，像个杀人犯。
我的话音刚落，四个女同学抱成一团，放声大哭起来。这四个女同学中有郑翔和亦林最好的朋友，四年来，他们情同手足，很让人羨慕，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并没有明确恋爱关系。郑翔和亦林不愿她们一辈子留在山上，曾劝她们远嫁边疆——那时候不少女知青把这当作一条出路，她们没有答应，她们割舍不掉患难中的那份情。此时，在那撕心裂肺般的痛哭中，我们几个男生分明感觉到她们已经下了远走他乡的决心，这是她们在和我们做最后的诀别。
女同学越哭越伤心，亦林一掌一掌地打墙壁，口中嗷嗷地叫，眼睛红红的，眼眶中涌满了眼泪。郑翔把头深深地埋在腿上，依然一言不发。和平一脸木然。我只觉得口干舌燥，心中如刀绞般的痛。
过了很久，我们渐渐平息下来。清兰把行将熄灭的火又烧旺了，我们默默地向火堆添柴。
“嘿，我真糊涂，我箱子里还有半包葡萄糖呢。”清兰说道。一会儿，她从屋里带来半包葡萄糖和一块固体酱油。
一大碗葡萄糖水、一大碗酱油汤在我们八个人手中传来传去，谁都怕他那一口比别人喝得多。传了好久，那两碗水才喝完。几口热汤让心头有了些暖意，好像不那么难受了。火烧得很旺，八颗脑袋围着火堆，离得很近很近。那一夜，我刻骨铭心地懂得了“相依为命”四个字的含义。
我们围着火堆默默地坐到天亮，每个人的脑袋都空****的。我们忍受得住饥饿，却无论怎样也忍受不住绝望。雪已经停了，山风依然呜咽，太阳慢慢升起来。太阳照耀下的银白的山峦原本很美，但那时，我只感到一片凄凉和分外的孤独。
商量了好久，谁也没找到突出困境的良策。无奈之下，大家决定回家。我们多方设法凑了一点钱，然后历尽艰辛回到重庆。那毕竟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为我们担惊受怕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