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 苟文级
作者简介
苟文级，男，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出生，重庆市人。一九六四年重庆一中高中毕业，同年九月上山下乡到通江新民公社(现凉风垭乡）。一九七二年十月调县土产公司任银耳技术。一九八三年任土司菌种厂厂长，晋升农艺师。一九八五年任土司副经理兼工会主席。一九八七年任县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兼职）。一九八九年任县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兼食用菌公司工会主席。一九九一年调往大足糖厂。二〇〇三年退休。
今年，正是我们重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那段难忘的岁月总叫人魂牵梦绕、难以忘怀。那里的青山碧水总是叫人记忆如新，那里淳厚朴实的乡民总是那么叫人牵肠挂肚。
我是一九六四年下乡的，在此之前一两年，我就读于重庆一中高六四级。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正在逐步恢复生机，人们正在从物资匮乏和饥饿中复苏过来，但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就业就学都十分艰难。我记得当时满大街都写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标语。在学校里，高二高三年级的课外活动时间基本上都是被政治学习、讨论占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主要题目，没完没了的讨论，表决心，写申请令人心烦。学校还请通江县安置办公室主任谢德仁作形势及当地情况的报告会，说通江是红四军的根据地，盛产银耳等等。当时正值“小四清”运动，反动的血统论又在回潮，我们班上有少数同学的家庭也发生了“地震”，有些出身不好的教师也受到了清洗和牵连。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我已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前景不妙，对学习也提不起劲头来，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高考发榜后，我们班有九名同学没考取大学，这九人中无一工农子弟，都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学校的某领导找我谈话，说已推荐我去四川省财贸干校学习，问我是否愿意。当时由于对财贸工作也没什么认识，就一口拒绝了。“我愿和大家一起上山下乡”，很有与那些社会弃儿生死与共的豪情壮志。其实我对农村是有较深感受的，我的“右派”大哥的一家就在农村，那凄苦的日子叫人心酸，我怎么不知农村生活的艰辛。但我倔强的性格使我不信玄，我不相信就混不出个人样来，断然放弃就学的机会，和六位同窗（两男四女，其余二位上了省财校，一位临行前被其母拦下）奔赴农村。
与我们同行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约一百余人，分乘六辆大卡车，将要去的是通江县的两个最边远山区——沙溪和平溪，又分别落户在这两个区的六个公社（乡）社办林场里。沙溪距县城七十公里，平溪差不多也是七十公里，当时都是算通江边远的、不发达地区，那里将是我们今后生存发展的地方。通江地处四川东北部，境内为大巴山余脉——米苍山脉，境内北高南低，面积三千七百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为五十万，农业主产水稻、洋芋，森林植被保持较好，特产银耳、木耳、油桐、生漆以及核桃、板栗等。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一个初秋的清晨，天色漆黑，六辆卡车打着大灯，悄悄地离开了学校，驶向未知的远方。同学们悄然无声，只听得汽车的马达轰鸣。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厢里才能互相看清同学的面目，一个个露出迷茫、惆怅的目光，不知前面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带队的张莉华老师叫我起音带大家唱支歌，大家五音不齐地唱了几支歌后才有了点精神，互相才交谈起来。
我们这辆车上共载有十六人，除张老师外有十五名同学，其中有四名是初中毕业生，都是一中同学。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将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觉得十分亲切，在路途中相互关心，相互照顾，这种纯洁、高尚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柏垭林场因柏哑寺得名。柏垭寺原名宝宁寺，相传是明朝年间修建，为川陕交界处有名的古刹，香火旺时曾住有百名僧人。解放后作为政府公产，曾办过手工业社和农具社，现改办为社办林场，作为知青的安身之地。柏垭寺是一座长方形、有两个院落的建筑群，有大小房屋三十余间，整个寺院坐落在一片约三十度倾斜的山坡上，前低后高。院内青石铺地、房屋门窗保存较完好，有些大厅里还塑着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的泥像。中间有个高三层楼的钟鼓楼，有些地方立着石碑，放着木鱼等佛事用具。山门外小山上是参天茂密的松柏树，门前的几棵长得更是粗大神奇。寺右侧是悬崖，高约五十余米，下面淌着一条叫“打磨溪”的小溪；左侧是一弯梯田约有二十来亩；寺后是一片坡地和成片的青?林，一直延伸到山顶。苍松翠柏、悬崖古刹、小桥流水，真像一幅山水画。当时的林场有三户当地农民，其中一位杜芝祥原是四大队干部，被公社指派来场当指导员（场长），两户农民一叫周栋先，一叫周良先（两兄弟），是安排教我们农活技术的，都才三四十岁。当时公社划拨给林场的有水田二十六亩、林地几百亩、土地几十亩，三头黄牛、一头水牛，今后我们就要凭这些自力更生，养活自己。
才来的头几天，由于没有农具，我们便在四周游**。当时的通江农村，生态环境还保持得较好，就像从前看的电影《青山恋》里一样，到处青山绿水，古木参天，云环雾绕，乡民淳朴善良、客客气气，大有不虚此行的感觉。
按当时的政策，我们头年下乡每月供应大米四十五斤、猪肉一斤半、油四两、生活费六元。在当时看来，的确是很不错了，头一年我们也就相安无事过去了。第二年五月，又安排重庆知青三十名来林场，这下可热闹得多了，这批人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很多人都不是自愿来农村的。一九六五年的下乡政策已带有强制性了，虽然他们大多出生工人家庭，但他们多数并不愿来接受这种再教育，所以说服教育、打通思想、动员出工、调解纠纷就成为场领导忙不完的工作。
我们成立了副业组，专门搞副业项目挣钱。我们当时的项目有烧?炭、伐木、养猪、炼香樟油、打锄把扁担、种银耳木耳，甚至让有理发手艺的尹学高四处为村民理发搞收入。怎奈当时农副产品价格低廉，运输困难，原料有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甚微，每个劳动日值不足三毛钱。至今记得我和卢贤敏在烧炭时，将一根根烧红的木炭从炉中取出，热得穿条裤衩，带去解渴的萝卜吃完了，渴得喝那些坑洼里、牛脚印里的脏水。那个年代，那种组织形式，很难得到温饱。林场伙食团除下乡的头一年，很少吃过“精米饭”，大多要掺很多杂粮在其中。特别是红苕出来时，要先大量“消灭”红苕，由于没有足够的地窖贮藏红苕，堆在院中像小山一样，先吃烂的、挖伤的，等这些吃完，好的又开始在烂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有吃不完的烂红苕，至今想起都叫人哭笑不得。
我们在通过上述努力的同时，还在尽力扩大经营项目，开荒种地，增加粮食产量。第二年后林场新老场员增加到五十多人，这二十六亩水田及林场四周的土地，已不够满足全场人员的口粮问题，于是公社又给我们划拨了一片荒地，开荒种粮。这块荒地离场约三十里地，名为钟家沟，实际上是一条溪沟两面的荒坡，上面长满了各色杂木树，间有少数松、柏。开荒就是在冬闲时将坡地上林木统统砍倒，晾上一个月时间，来年开春时一把火烧尽，把未过火的树干树枝拖到一堆，再烧，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上用锄头挖一遍，然后点种玉米，其中间种一些红豆、黄豆之类杂粮。荒地土壤特别硬，加之烟灰飞扬，个个都像唱花脸一样，这就是刀耕火种。我记得当年点种玉米时，忽然雷电交加下起了冰雹，大如乒乓球，打得我们四处躲藏，打得耕牛狂叫乱跳。当时我正在用木瓢盛着杂粮撒种，冰雹来临，忙用木瓢当头盔，但手指上中了一弹，肿得老高，连瓢都握不住。这种对地力掠夺式的耕作方法，当年若气候适宜，则可获得较好收成，以后逐年下降，最多三年就要退耕还林。我们开荒的那块地，差一点夺去几条年轻的生命，才换回了五千多斤玉米。
在社办林场这个大家庭里，知青们是怎样工作生活，有些什么文体活动及思想反映呢？林场设有管理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一个指导员由当地安排，另有两个知青副场长和两个委员，知青中还建有团支部。平时每周组织两次学习，也就是读读过了期的《通川报》或上级文件，大多时间晚上是自由活动，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下雨就停工（补假)。重庆的慰问团曾送过一些乐器、棋类、体育器材、书籍，空闲时间知青们大多以此打发，有不少知青爱唱歌，也和当地小学教师合演过小歌剧，也参加区、县的文艺会演等等。
林场上班是每天清晨就开始，干上二个小时再回来吃早饭，下午要干到天黑才回来，基本跟当地农村一样。不少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农业技术，耕田、犁地等农活，样样拿得起，有的还学会木匠活、铁匠活，短短的年把时间，知青们身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上坡如履平地，下坡像在跳舞，再不像刚来时那么气喘吁吁了。个个都能背负一二百斤重，连少数女生都能背二百斤重。
下乡头一年里，知青们情绪相对稳定，第二年第二批知青来后就大不一样了。大多数人能跟班劳动，少部分人思想情绪极不稳定，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是经常的事，还有偷东摸西、搞恶作剧等。有个下过两次乡的老油条，下乡后就没出过一天工，整天就是东游西逛，逛上几天回来后又搞坏事，把荨麻放进别人被窝里，刺得别人乱跳；下雨前把瓦片撬开，让雨水直冲别人被窝；把别人买回来的肉涂上粪便等等，场里支部几次找他谈话，他根本就不当回事。有次调戏女生，被公安员教训了一顿，当晚还想行凶杀人，第二天跑回重庆，几个月都没见回来，直到“**”开始才回来“闹革命”。
当时大多数知青都处在迷茫困惑之中。自己辛劳了一年却不能养活自己，而家中还有年老的父母和弟妹，这种灵与肉的改造，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他们只能默默地等待着、忍受着、盼望着。
一九六六年“**”开始，社办林场脆弱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模式一夜之间崩溃了，斗“走资派”，返回城市，大串联，留在林场的则“夺权”“造反”、砸林场的房屋财产、杀生猪、杀耕牛，闹得一塌糊涂。社办林场完全失去了控制，只有少数不愿意闹事者仍在坚守岗位，维持着林场生产、生活，但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柏垭林场坚持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早已是千疮百孔，连煮饭的大铁锅也被砸了人头大的一个洞。这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恰好县安置办公室文件下达——撤场插队，就是说撤销社办林场，按知青的意愿安插到生产队去。这是很多能自立的知青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当年大多数知青随即联系了自己喜欢、熟悉的生产队搬了过去，或情侣或姐妹或同学自成一家，靠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分粮吃饭，这才是真正考验你生存能力的时候。我也和一个小名刘儿（刘新华）的知青插队到了新民公社海拔最高的五大队五队落户。
这是我木匠师傅所在的生产队，我已来联系过很多次。生产队分给我们几大间房子，还有猪牛圈，只是没有家具。生产队批准砍伐了几棵树，好在我会木匠，不久床、桌、柜、凳就装满了房内，还帮其他知青做了不少。当年还养了一头猪，冬季出去修房做家具，挣了不少现钱。过年时把猪一杀，炒几个小菜，烫一壶酒，小日子过得真惬意啊！比林场那清汤寡水的日子强似百倍。偶尔转回林场，看见几个“钉子户”仍不愿离开，我劝他们早打算早安排，不要观望等待了，只能自己救自己。话虽这样说，我仍尽最大努力帮他（她）们。我在五队的家就先后接待过五位暂时没有落脚点的知青，还接待过不少“吃大户”的知青，年前杀的一头猪，年没过完就吃得精光，谁叫他们都是知青呢！
如果没有返城风、恢复高考、院校招生等激动人心的消息，我的小日子可能就这么过下去了，讨个壮实能干的老婆，组建一个家，农忙出工、农闲做手艺，保证日子过得比当地人强。这些好消息的传来，使长埋心底的升学、参工的愿望一下子抬头，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平静心态被打破了。农村虽然能活下去，但付出的却是太多太多了。一九七二年冬天，我被县供销部门招工到了县土产公司，培训为推广银耳栽培技术的工作人员，彻底告别了八年的农村生活，成为一名国有企业职工，一名靠稳定工资收入吃饭的人。
在农村呆的这八年时间，许多事情，时隔三十多年，都已渐渐淡漠，但其中有几件事让人刻骨铭心，至今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