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家庭出身成为区分人们等级的政治标签。我父亲朱汉光，是一位国民党中校军官，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曾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五处供职。正是这个原因，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尽管我成绩优秀，仍然被打入另册，剥夺了上高中学习的权利。这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与一批家庭背景类似的年轻人下乡到邻水县袁市区双龙公社林场劳动。一九六九年三月林场解散，我再落户到双龙公社黄龙大队第七生产队。
那时候正值“**”中，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全国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流行。大唱样板戏成为时尚，而且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公社领导为了应付各级会演，指示尽快成立宣传队。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以知青为主成立了公社宣传队。
我曾在京剧团里学习过几年，有一定京剧功底，每出样板戏的唱腔我都会唱，于是就自告奋勇当起了导演，排练了几个样板戏片段。结果在公社演出大受欢迎，在区里、县里的样板戏会演中更是表现不俗。当年十一月，邻水县为了参加达县专区的样板戏会演，将各区宣传队里优秀的文艺人才集中起来，组成了县宣传队，在县文化馆剧场里紧锣密鼓地排练样板戏片段，我扮演了《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场中的杨子荣。那时生活中没有忧愁和烦恼，充满了快乐。可是，没想到一场变故悄悄地向我走来，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