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正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旅店里住进了三位《重庆日报》的记者。其中一位姓李的记者，是我重庆家的邻居，他妻子是我母亲学校的“革委会”主任，他和我母亲又是河南老乡，异地相逢自然分外亲热。这次他们一行的主要任务是采访川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道我在县里排练节目，他打算抽空来看看我，没想到在旅店里我们不期而遇。
这三位记者的出现，我像碰上了救星。知青只身在外没有亲人可以依靠，难得遇上这样的参谋，于是我把面临的难題告诉了他们。听了我的陈述，记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几位知青伙伴也参与进来讨论。李老师告诉我说：我们三位记者都是军队转业的，我是空军，他们两位分别是海军和陆军。我们认为在留县城和参军之间选择的话，当然是参军最好。一是部队发展空间大，有利个人前途；二是知青当兵转业确实能回重庆，自然比小县城工作强；三是部队本事大，办手续不成问题。大家一致鼓励我放大胆量，参军到部队去。这时，我也拿定了主意，决定参军去。顿时感到十分轻松，什么宣传部长的忠告，什么县委书记的期望，什么后果自负等等，统统抛在脑后。我幻想着穿上军装神气活现的模样，憧憬着返回重庆后的美好未来！
当我把参军的决定告诉肖益，他很高兴。肖益立马通知我做好走的准备，因为正好有军车路过邻水县城运物资到渠县。铁道兵七师五支队是团的编制，团部就设在渠县一所中学内。他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以免节外生枝。第二天清晨，几位知情好友把我秘密地送到军车旁，参军的历程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