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带领我们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是一段被封存了近四十年、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历史。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或当事人，当年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二三岁，正当含苞欲放的花季。他们原本都有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和幸福、快乐的童年；有过许多令他们至今还如数家珍的获奖纪录；也曾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对未来充满着梦幻般的憧憬和期望。可是这一切全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给颠覆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们不仅要用稚嫩的臂膀，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而且在小小年纪就要承受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跑也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哄闹中，九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而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魂殇》)。他们不敢和出身好的同学争论，不敢向老师提意见，不敢与出身同样不好的同学过于亲密，甚至不敢开怀大笑，因为动辄就会被揪住小辫子进而“上纲上线”。
而这样的变故，对于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来说，还仅仅是苦难生涯的开端。《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大多数都是当年学校里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可是却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于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校门之外。他们一时难以招架突如其来的打击，高考或中考“落榜”，“升学无门”，是这些孩子一生中所蒙受的最大耻辱与硬伤，是他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梦魇。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他们“急于从高考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从别人漠视的目光中逃逸出去，农村成了最理想的去处”（《插队落户的日子》)。因为怕见人，也因为怕人见，许多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放到大巴山区的知识青年，都是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悄悄出发的。那时山城还在熟睡，而送别的人群中只有面带笑容心在哭的凄楚无助的父母们。
这些“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被称为“老知青”，既不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下乡的城镇社会青年或学校里的超龄学生，也不同于“文革”以后大批下乡的“老三届”知青，他们是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去农村的。老知青们天真地认为，去了农村并且真诚地投进了“脱胎换骨”的大熔炉，就可以改变“成分”，“幻想着自己能凤凰涅槃，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但他们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出身不好”的命运，甚至连社会的边缘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当我们读到一位女知青在临别父母下乡的时候，虽然内心非常难过，却因为自己出身“不好”而不敢落泪（《梦魇岁月，苦难青春》)；读到一个未满十四岁就跟哥哥一起下乡的孩子，因实在忍不住饥饿而“偷吃”猪食却遭到批判（《南江记事》）；读到一个在大巴山里待了几年，屡次招工无望的老知青为了办“病残”回城，竟不惜铤而走险，服用大量麻黄素险些丢掉性命(《回城》）的泣血文字时，不能不为之战栗！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孩子服尽了苦役，盼来了改革开放和落实政策的春风，才搞清楚他们的父母其实并没有任何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有的还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过重要贡献。一纸平反昭雪的“通知”，终于改写了他们的履历表，却再也无法改写他们埋葬在大巴山的青春年华，无法弥合他们心中有愧于父母的“永远的痛”（《永远的痛》）
《无声的群落》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时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通过老知青作者的眼睛和亲身感受，为我们展现了寂无所闻的川北大巴山地区的许多真实情况。那里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老百姓忠厚淳朴。但张国焘所执行的左倾路线，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思潮，都使他们深受其害。他们却以善良的本性和博大的胸怀，宽容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将最好的粮食悉数交给国家，“用自己并不健全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倒塌”（《水咬人》)。许多老知青作者都认为，极“左”路线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莫大伤害，“或许是贫下中农在那个年代给我们‘再教育’上的最深刻的一课！”（《我在大巴山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