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是一個樂觀豁達的人。雖然從部隊回來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我認為自己是個表現優秀的知青，怎麽說也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貧下中農的推薦是很有把握的。我的遭遇也得到許多農村幹部的同情，他們也鼓勵我要有信心。為了與命運抗爭，我把希望寄托在重慶的大招工上，很快就恢複了平靜的狀態，誰知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麵。春節過後，不少單位到鄰水的招工開始了。知青們奔走相告，去公社領取推薦表。首批到公社招工的單位有鐵路部門、航天零六二基地、交通部門等。推薦表填寫後，必須經過用人單位“政審”。聽到“政審”我就敏感到不妙，像我們這類有家庭問題的知青會不會又被視為異己分子，排除在招工之外？
一天，我抱著僥幸心理到公社去試試看，公社書記見了我十分熱情，說起話來卻吞吞吐吐。後來他隻好告訴我，關於我的事情縣裏領導專門打過招呼，任何單位來招工都不許給我填寫推薦表。這個電話精神在區公所也得到證實。他們又安慰我說，可能縣裏最後會安排我的工作。這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把我僅存的一點幻想擊得粉碎，像是被判了死刑。
眼見一批批知青陸續離開了農村，興高采烈地返回城市，走上工作崗位，又見一批批新知青來到農村，不久新知青又陸續返城，而我這樣的“另類”知青似乎已被曆史遺忘。盡管如此，我沒有向任何領導乞求，默默地同命運抗爭。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又加入了新組建的宣傳隊，回到了縣文化館，照樣唱樣板戲。在台上我仍然風流瀟灑，麵對熟人也不再躲閃，完全恢複了自信，然而我的內心在呐喊、在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