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虽然从部队回来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我认为自己是个表现优秀的知青，怎么说也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是很有把握的。我的遭遇也得到许多农村干部的同情，他们也鼓励我要有信心。为了与命运抗争，我把希望寄托在重庆的大招工上，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的状态，谁知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春节过后，不少单位到邻水的招工开始了。知青们奔走相告，去公社领取推荐表。首批到公社招工的单位有铁路部门、航天零六二基地、交通部门等。推荐表填写后，必须经过用人单位“政审”。听到“政审”我就敏感到不妙，像我们这类有家庭问题的知青会不会又被视为异己分子，排除在招工之外？
一天，我抱着侥幸心理到公社去试试看，公社书记见了我十分热情，说起话来却吞吞吐吐。后来他只好告诉我，关于我的事情县里领导专门打过招呼，任何单位来招工都不许给我填写推荐表。这个电话精神在区公所也得到证实。他们又安慰我说，可能县里最后会安排我的工作。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把我仅存的一点幻想击得粉碎，像是被判了死刑。
眼见一批批知青陆续离开了农村，兴高采烈地返回城市，走上工作岗位，又见一批批新知青来到农村，不久新知青又陆续返城，而我这样的“另类”知青似乎已被历史遗忘。尽管如此，我没有向任何领导乞求，默默地同命运抗争。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又加入了新组建的宣传队，回到了县文化馆，照样唱样板戏。在台上我仍然风流潇洒，面对熟人也不再躲闪，完全恢复了自信，然而我的内心在呐喊、在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