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是一种特殊的兵种，它的文艺兵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早上不用出操，平时很少军事训练，从来也不站岗放哨，显得比较宽松自由，只有宣布命令和吃饭时才集合，体现出军队的样子。因为我的手续不全，没有军籍，其实是个黑兵，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像我这样的黑兵队里有好几个。有个年纪比我小的男孩，是广州某杂技团的乐手，吹长笛，他哥哥就是队里的排副，在《沙家浜》剧中扮演“沙四龙”。我们几个人没有正式安排任务，也不知道参军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好，成天就聚在一起瞎吹牛。不知不觉在部队混了一月多，迎来了一九七一年新年。余主任告诉我政治部派干部到邻水县去了三次，县武装部态度强硬，双方关系已弄僵，手续一时办不来，他劝我再耐心等等。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当初参军的**慢慢地消退下去。
一天，邻水县来了两位知青，专程前来打探消息并看望我。他们给我带来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我走之后，当天在邻水县引起了轰动，许多知青都纷纷想效仿离开宣传队，到部队参军去，思想很混乱。县委沈书记非常生气，恼羞成怒地把宣传队的知青召集起来，当众宣布我参军是非法的，家庭历史有问題政审过不了关；县里要和部队打官司，这场官司不管是打到成都军区或是打到中央军委，发誓都要把张竞生弄回来；谁要是擅自参军一样的下场云云。据说，中央军委刚刚下发一个《二号文件》，就是针对部队在地方乱招兵，难怪沈书记底气十足。二是我刚走之后，大招工开始了，重庆各大企业涌向农村招收知青回城。只要表现好的，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就有希望，许多知青已经开始填写推荐表了。
对第一个信息，我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从部队退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家庭出身是我的致命弱点，只要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就不会有我的出路。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就像一道紧箍咒伴随着我，像魔影一样笼罩着我的命运。沈书记（也兼任武装部长）这样气急败坏，下大决心要把我弄回去却是未曾料到，我预感到前途凶多吉少。对第二个信息，我十分感兴趣，像打了一剂兴奋剂刺激着神经，因为参军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回重庆。这样一想，心里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凭着我在农村多年的良好表现，被推荐招工是有可能的。为我的问题部队和地方已无调解的可能，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当我把要走的想法告诉余主任后，他显得很吃惊，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他说你走后已经得罪了县领导，无论如何不能回去，回去肯定被报复，县武装部有个王参谋态度很恶劣。他还说手续虽然没办到，但是部队正在想办法，相信最终会解决的，部队既然把你接来就要对你负责，部队还有许多企业可以安排，比如水泥厂等等。可是余主任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去意已定。当他看到无法挽留，只好同意。同时表示将派两个干部陪同返回。如果回去后，县里给小鞋穿，部队欢迎你再来。
我离开部队的时间正好是一九七一年的腊月二十九，春节马上快要到了。那天天色阴沉沉的，寒风夹着碎雪迎面袭来。我还是穿着以前的旧棉袄，浑身上下感到透彻的寒冷。登上吉普车，几位要好的战友相对无言默默为我送行。挎包里比来时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本《毛泽东选集》五卷合订本，它是部队送给我的纪念品。书的扉页上写着：“希望张竞生同志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一路上，车内气氛沉闷。没兴致的话题，谁都不愿多说话。来时犹如过关斩将，春风得意，现在犹如败走麦城，失魂落魄。我与送行的两位干部也发生了分歧，他们坚持要我一块去见沈书记，由部队把责任揽下来，想帮我说几句好话。我心里有气不愿去见沈，打算一到县城就返回生产队。后来，双方妥协，他们答应我只站到沈书记家门外，不用进屋去，表示部队确实把我送回来了。
回到邻水县城，已经傍晚时分。我们一行人到了沈书记家，按照约定，我站在他家的小院内，两位军人进去。毕竟英雄气短，当时我虽然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内心的痛苦难以言状。不一会儿，我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县宣传队的知青伙伴纷纷赶到，大家都给我出主意。有的说，沈书记非常喜欢你，这次不辞而别是你的错，认个错，他会让你留下来，有的说，地区会演还未开始，宣传队真的缺人，只要态度好，参加演出有希望。我当时就认定一个死理，年轻人当兵何错之有？等两位军人谈完事情，沈书记送客出门时，听到从他嘴里蹦出一句话：“小张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二话没说，拔腿就走，径直朝汽车站奔去，登上回乡的晚班车。
当夜，我回到袁市公社胜利三队我弟弟插队落户的院子。那时，心里一片茫然，我既不愿回重庆让母亲及家人伤心，又不愿意回到生产队丢人现眼，更不愿意让知青们看到我失魂落魄的窘态。弟弟早回重庆过年去了，为什么到这里来自己也不明白。邻居们知道我的境遇后，不断好言安慰，拿出过年的老腊肉招待我。早上还在部队，吃的是细米白面，晚上就住进农家，碗里只有粗茶淡饭。真是天上人间，一枕黄粱美梦。人生百味，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