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源 邹克纯
作者简介
邹克纯，男，散文作家，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重庆分会理事。一九六五年于重庆第四十二中学初中毕业，同年九月下乡到万源草坝区革坝公社星火茶场。“文革”后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技校校长，现任重庆新视力影视传媒公司艺术总监。发表过数十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那场曾经席卷千家万户的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转眼过去近四十年了。现在来回想那段历史，许多人都能对个中因由说上个一二三，但在当年，我却是懵懵懂懂下的乡，恍兮惚兮回的城。
一九六五年，我在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念完了初中。
那年辰，充斥耳鼓的都是贯彻“阶级路线”的声音。对于“阶级路线”这玩意儿我当时也不甚了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有历史问题，我“家庭成分不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正是这个“阶级路线”让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早早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转而跨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尽管当年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十分出色抢眼的孩子。
当然，我下乡也有负气的因素，像我们这种“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读高中的权利都没有，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地改造，又能有什么出路呢？
我迷迷糊糊地随着下乡知青队伍到了大巴山的深山老林里，被安置到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星火茶场。我惊奇地发现，来到星火茶场的六十六名高、初中毕业生绝大多数跟我一样，属于后来“**”中所称的“黑五类子女”“狗崽子”。下乡使我第一次品尝到人生失落的滋味；而七年后的回城，同样让我体味到失落。
草坝区知青的第一次招工大约是在一九七〇年底，邓鹏、卢铿等十名知青被招到万福铁厂当工人。万福铁厂在万源县境内一条山沟里，距草坝公社也就一百多里路。这十名知青的变化也就是农村户口转为了城镇户口，握锄头的劳动变成了握榔头的劳动。
但是这次小小的招工却在知青群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精神防线被一触即溃。我们这些十六七岁就下乡的毛头小子，时隔七八年后，已经长成七情六欲俱全的青年，大巴山里艰难的岁月和黯然逝去的花样年华，使我们对突然而至的招工事件惊诧、兴奋而敏感，由此引发的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未来前途的迷惘以及争取招工机会导致的骚乱，都是可以想见的。那时，知青张止戈、赵时荣他们经常喜欢引用一句“样板戏”的台词开玩笑：八年啦，别提它啦!期待中含着酸辛。
就是这样，当年的大招工也并未惠泽到每一个知青。为数不少的知青由于得不到招工的机会，只能借“病残”的方式回城，于是就有了“病残知青”的创举。我就是“病残知青”中的一位。
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招工总没有我，也不知跟我的家庭有没有关系。虽然草坝知青中有很多人“家庭成分不好”，但我的家庭在“文革”时期却是雪上加霜。我爷爷、爸爸的“资本家”问题还没搞清楚，我妈妈又因为是杨尚昆的外侄女而涉及“走资派”问题。一九六八年江青在一篇“三·一五讲话”中说道，“杨尚昆的亲属没有一个是好的”，这直接导致了对我父母批判斗争的升级。记得那时候，父亲每天早上出门上班，都得自觉地把一块两尺来长的木板挂在脖子上，木板上写着“杨尚昆的侄女婿”。这块木板天天引来一群小孩在背后用弹弓射他。这情形在这位谨慎于礼法的老人心中留下了一生也抹不去的阴影。
我没能招工的原因也可能是得罪了草坝公社副社长李明发。李明发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很喜欢模仿城市人的穿着。当时，桃尖领毛线背心和敞摆上装是很时尚的装束，我已记不清李明发是在哪个知青那里弄来了两件，一穿就是几个月也不归还人家。那时我年轻气盛，言语尖刻，为这事讥讽了他。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初夏的一天，我当着一些知青和农民的面，拈着李明发的桃尖领背心说：“你看看天上的太阳，好热哟！再不脱就要长虱子了！”李明发当场被弄得面红耳赤，事后发话说：某人休想招工！
那段时间，还另外发生了一件对我不利的事。有一次听收音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学“毛著”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广播员介绍说，一位医生遇到了疑难杂症，他翻遍了各种医学书籍也找不到答案，最后翻开了毛主席著作，心里豁然开朗，解决了诊断问题。我一时觉得可笑，忍不住揶揄道：“这个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淡薄了，翻遍各种书籍最后才想到‘毛著’！他应该一开始就翻开‘毛著’，不就用不着翻阅各种医学书了吗?”不知是哪位知青把这件事情也反映到了李明发那里。
这两件事情让我非常担心自己的招工前途，于是不得不决定，还是办“病残”回城吧。
但是办“病残”也不是件易事。为了证明自己健康的身体有病，知青们可谓是用尽了心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沙公社的张学泗生性幽默，他悄悄对我说：“要发病就是癲痫，医生也无法查证。”他身体力行，有时走在冬水田边，一头就倒了下去，弄得农民们惊诧莫名。新兴公社的戚万生一向行事不拘一格，他听说检查椎间盘突出必须查脚趾头的反应，于是就故意穿一双胶鞋，一个多月不洗脚，让那股恶臭逼得医生允许他自述病情。
更加触目惊心的还是宣汉县女知青张臣玉的返城经历。她吃了大量的盐让自己患上尿毒症，后来也顺利地回到了重庆，但却没有料到，正是这个尿毒症夺去了她的生命。
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办法要笨拙得多，准确地说，开始我根本就找不到一点办法。后来，我无意间在重庆市中区七星岗的地摊上买到一瓶“褪色灵”，于是就用它“制造”了一张病情诊断书。我也不知道用“褪色灵”处理过的纸张钢笔书写要浸，所以糊弄出来的那张病情诊断书连自己看起来也觉得太不像样。此外，办“病残”也得通过李明发，因为他在负责草坝知青的招工与返城工作，这同样令我发愁。无奈之中，我硬着头皮凑足了八元钱，在重庆买了一件敞摆衣服，羞羞答答送给李明发。结果却出乎意料的简单：李明发不但高兴地接受了上衣服，而且还主动帮我办妥了从公社到县安置办公室的一切返城手续。
七年神圣的“上山下乡”就以这样荒唐的方式结束了。我感到高兴，也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过去的生活像在云里雾里，而未来的生活又何尝不像一片云雾呢？我在大巴山扮演了七年的知青后，又将以一个无业人员的身份重返自幼生长的重庆。
离开大巴山之际，我百感交集，真可谓酸甜苦麻辣五味俱全，禁不住填写了一首旧诗词：“巴山顶上雨初晴，野草劲，断虹明。七年逝水，悄然化烟云。笑对青峰索归句，无人应，有回声……”时间是遗忘的良药。回城后，几十年匆匆于生计奔波，很少着意地去回忆往事，当年大巴山的经历已经淡忘了许多。直到去年，邓鹏兄对知青历史执着的关注之情感染了我。近来更惊异地听说，草坝及万源县内其他地方的知青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才回到重庆的，甚至还有人至今滞留农村，已经生儿育女，度过了大半生。于是，那场覆盖一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又在眼前鲜活起来，当然也包括我们回城时的种种悲喜故事。
始自一九七〇年底的知青大招工、大返城行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彻底失败。从经济上看，这是一次失败的就业模式探索，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从政治上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目的也落了空。知青下乡“滚一身泥巴”的情况倒不假，但“炼一颗红心”却未必，后**涌般的回城举动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而且当年所谓的知识青年“知识”二字也大有疑问。更具悲凉讽刺意味的是，大批回城知识青年，却无奈地度过了自己无知识或少知识的中年、晚年，跟不上时代文化技术发展的步伐，工作困难，生活拮据。
长歌当哭，应是在痛定之后，我于是写下了一些回忆文字，以祭奠我们这一代人那段永远无法追回的荒芜了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