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 任宗景
作者简介
任宗景，当代作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六五年于重庆育才中学高中毕业后即“上山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芭蕉公社八一林场，后插队落户。一九七九年始得返城。一九九七年从某杂志社停薪留职至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获各种奖项三十次；已出版散文集《风絮》、中短篇小说集《情窦初开的时候》、报告文学集《昨日风流》。
人生如梦，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虚无的味道，若说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梦想，恐怕就没多少人反对了。有的梦想是能够实现的（即圆梦），有的却注定难以成真，成为永远的遗憾。这里要说的一桩“永远的遗憾”，是指我至今未曾迈进过正规大学的门槛，而以我现在的年龄，又注定了此生我与大学绝对无缘。
我的大学梦破碎在川东北的宣汉县，时间是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七年，是我上山下乡的第十二个年头。这一年，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复出后最得人心的举措之一。当时，我在国营宣汉县钢厂金工车间当“亦工亦农”性质的合同工——和正式工人干一样的活儿，同工也同酬，与正式职工最本质的区别是不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而是将插队落户所在的生产队分得的口粮背到粮站去换成粮票，然后再把粮票交到钢厂伙食团买饭票……这样说起来有些像绕口令，简言之，就是“知青身份未曾改变的、不能指望‘转正’的非正式工人”。恢复高考的消息于我而言，无啻天外传来的福音，让我在茫茫无边的苦海上看到了向我驶来的诺亚方舟……
我激动得彻夜难眠，仿佛已经看到了命运女神的微笑。
我是重庆育才中学（当时叫重庆市第二十中学）高六五级的毕业生。“育才”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系由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舞蹈家戴爱莲、作家高缨（其代表作是《达吉和她的父亲》)、翻译家杨武能等均毕业于斯，“文革”前就是四川省的重点中学。当时，社会风气较为纯净，即使是名校，也没有收赞助费一说，人们公认“能进这所学校读书的，孬死都有七成”。如果成绩不行又想“开后门”进育才读书，恐怕天王老子出面也只能是“空了吹”。一九六二年，我于重庆复旦中学（当时叫第十二中学）初中毕业考进育才中学后，大学梦便在我的心中摇**。高中毕业时，因为长期偏科，不重视数理化，我的平均成绩在班上只属中上，但文科成绩绝对是年级的一流(读初中时就已经有作品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因而我对自己考上大学充满了自信。然而，我最终名落孙山，被大学拒之门外。
对这一结果，我百思不得其解，唯一能说服自己的解释是“出身不好”！因为一九六五年大行其道的“阶级路线”已经预示了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权利将被无情地剥夺。我的父亲尽管是城市贫民，但他却懵懵懂懂地加入过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那么，“我不落榜谁落榜”？两年后，当“造反”的知青红卫兵砸开县安置办公室的档案柜后，惊讶地发现，我们每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档案材料上，都清晰地盖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印章，黑框中明白无误四个大字：“不予录取”！这时，我对“早被打入另册”的高考落榜之谜的猜测终于得到了确证。
考大学的落榜给了“出身不好”者如我辈一个信号：别再做自欺欺人的迷梦了，也别在城市丢人现眼，到农村去“干革命”吧，那是唯一可行的、不失体面的选择。于是，我背着家长偷偷下了户口，来到当年红四方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大巴山区当了知青，先是在社办林场，后来林场撤销了又下队落户。
说句大实话，在那些苍白无奈的日子里，我既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自觉，也无“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更无“当革命接班人”的痴心妄想，唯一的念头是，如何脱下“知青皮”，回到梦绕情牵的故乡。那年头，有一个很时髦的、也最具欺骗性的说法，叫作“重在表现”，又曰“出身不可选择，道路可以选择”，要想回到城里，我只能好好“表现”。在社办林场那一段时间就不多说了，几十个知青生活在一起，哪个人放的屁香一点都能马上对比出来，谁敢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被人拉下？后来林场撤销、下到生产队落户，客观实际也逼着人“上进”——劳动不好，休想挣高工分（有工分才有口粮，而像我家这样的城市赤贫户根本不可能在经济上予我丁点儿资助，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贫下中农的眼睛雪亮，绝不会因为你是知青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在内心深处，我对向我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并不服气，我至今认为，挖地犁田、栽秧挞谷之类的农活是无须学的，一看就会，只要不贪生怕死，舍得出力，难不倒人。我要用事实证明，知青不仅会干农活，而且比许多贫下中农“老师”干得更好。这就是说，主、客观因素都注定了我应该而且一定会赢得喝彩。
果不其然，一年后，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标兵，大队“再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两年后，村小就让我去代课，接着又成了“民办教师”，先是教小学，后来又教中学……一句话，当地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我的“表现”是认可的，因而在历次的招工、招生、参军推荐过程中，他们都不遗余力地推荐我。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生产队、大队、公社先后七次向上“推”我，我却七次“竹篮打水”，弄得基层干部群众满腹疑团，连看我的眼光都怪怪的。大队书记私下对我说：“我们的推荐材料硬是写得扎实哦，如果光看材料，我敢打包票，蒋介石的儿子都不会有问题……”我无言对答，心里却清楚得很，都是“政审”惹的祸，我还得继续为父亲的人生经历赎罪。
这样一晃就是十年，眼看大部分知青都相继回了城，一位很有人情味儿、对我充满了同情的公社干部想方设法把我弄到了宣汉钢厂，虽说是合同工，而且是“亦工亦农”，但已经令我感激涕零了。至少，我每月可领到固定工资，告别了最原始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简单劳动……我感到，这已经是我最好的人生归宿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早已灰冷的大学梦竟然还有机会死灰复燃！
得到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跑过蒲江大桥（钢厂在县城城郊，蒲江大桥桥头），到县教育局报了名，然后利用工作之余，重新捡起久违了的高中教科书。顺便说一句，在那些“战天斗地，日为三餐、夜为一宿”的日子里，为了打发难耐的孤寂，我像拴着的牛吃草一样，能啃到口的草统统吞下肚——将能到手的书反复嚼读，实在无聊，读过的中学教科书也拿来解饥渴，可以说从未将书本束之高阁。进钢厂后，条件更好了，有图书室，有业余时间，每天都少不了和书本知识亲近（我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了写小说），因而我对文化考试充满了自信。
这种自信一直持续到文化考试结束，我的名字出现在宣汉县考生预选的“龙虎榜”上。那天，我穿着汗浸油渍的劳保服正在金工车间上班，我的师傅骑着一辆自行车径直闯进来，喜气洋洋地冲着我大喊：“快去灯光球场……看榜……我来顶你！”原来，我师傅在县城办事，路过灯光球场（指装有水银灯的篮球场，是当时宣汉城最热闹的地方）时，看到了公布的高考预选名单。我一听，连衣服也来不及换，跳上自行车一阵猛蹬，朝着县城那边箭一般地驰去。老远就看到灯光球场外面人头攒动，粉白的墙上“宣汉县一九七七年高考预选名单”一排金灿灿的大字赫然入目。走近细瞧，根据考试成绩预录的考生全县共一百零八名，其中文科预录三十六名，而我的名字明白无误地排在文科预录名单上（位列第四）。我顿时鼻子发酸，两眼朦胧，涕泗滂沱地挤出了人群……我想，大学的门这回总该为我虚一条缝了吧！
接下来，便是甜蜜、急切、焦灼又有几分不安的期待——期待正式的录取通知书飞到我的手中。一首名叫《小路》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歌十分准确地唱出了我此时此际的心情：“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呵呵呵呵，它强烈地吸引着我。它要引我到哪里？什么命运在等待？这种思念日夜地缠绕着我那甜蜜又迷惑的心。”
这段时间，我成了宣汉钢厂的新闻人物，无论熟不熟的人见到我都是一张笑脸。先是车工班的师兄师弟给我饯行，接着金工车间也出面为我开茶话会话别，再后来宣汉县工业局文艺创作组（我是其成员）的哥们儿也闻讯前来钢厂祝贺，给我的耳朵里灌满了祝福的话语。可以说，在熟识我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我最终依然会与大学失之交臂。
日子如握在手中的沙子一天天地漏掉。经常有消息传来，谁谁考上了某某大学，谁谁谁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其实都不得要领)。到后来，我已经不敢打听了，反而是关心我的人向我打听。我的心在一点点地变冷，也变得更脆弱，有时别人不经意的两句话，也会让我彻夜失眠。这种揪心，这种煎熬，非亲历者绝对难以体会。这种世界末日的感觉，至今想起仍令我不寒而栗。
关于大学招考的事终于在时间的罡风中慢慢淡化，一切又归于平静。我没被任何大学录取成了铁定的事实，虽然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大学更近过。“邓大人”的复出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带来希望，为什么偏偏独薄于我呢？
多年的人生磨砺、特别是历次“被打入另册”的遭际，使我敏感到这次的希望落空十之八九与“政审”有关。所以一九七八年大学再次招生时，我再也没有勇气去报名。我给母亲写信说：“我不想再受骗了，我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十三年前就已被剥夺。”这一年，我的几个知青朋友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再作冯妇，参加了招生考试，结果竟无一例外地全都被录取。我因此好久好久回不过神来，命耶？运耶？我只有捶胸问天。从此，我绝了读大学的念头。
一九七九年初，我怀着极大的绝望和悲愤，斗胆给当时的四川省负责人上书，反映自己如何“把一切都交给了共产党”、在大巴山“战天斗地”十四年而被历史遗忘的遭际。我不知这封信是否起了作用，反正到这年的夏天，重庆市一个大集体性质的单位向我摇动了接纳的橄榄枝。当我怀揣报到通知离开宣汉前，我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到了当时宣汉县教育局某主要负责人，了解我落榜的真正原因。这位官员一再告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之后透出谜底：一九七七年大学招生依旧要进行严格的“政审”！
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实为之，夫复何言？
(顺便说一句，前不久与几位当年的老知青聚会，谈起一九七七年这段往事，我又听到一种新的说法，即：在有的县，一九六五年的高中毕业生根本没资格报考，理由是年龄太大了。我对此说并不笃信。倘果真如此，那我、以及我的同龄人的悲哀就更深重——是的，我们的年龄大了，可高中毕业时我们的年龄都只有十几岁，是谁让我们年华老大还不得不与年轻的学弟们一起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呢？顺便再说一句，尽管我自己最终未能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毕竟有那么多“出身不好”的同辈圆了大学梦，这在那个时代是想也不敢想的。单就这一点，我就认为邓公小平是真正的伟人，且不说他“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
回城参加工作后，我充分利用生活底子厚的优势，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搭上了“伤痕文学”这趟车，创作颇丰。一年后（一九八一年）就以创作实绩被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吸纳为会员。大学，对于一门心思埋头创作的我已没了吸引力。为了应付评职称，我只在不脱产的情况下，读了北京人文大学中文系的函授课程。
往事如烟。尽管我嘴上很超脱，说没把进大学当成多大一回事，其实，没能进正规大学学习恰恰是我心底永远的痛。所以，当一九九九年我的女儿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师范大学时，我的欣喜简直难以言表——争气的女儿终于替她命蹇时乖的老爸圆了大学之梦！
一九七七，我生命史上的滑铁卢，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会做出理智的选择么？我能如愿以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