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源 诗筠
作者简介
董世琳（笔名诗筠、阿诗），女，一九四九年生。一九六五年九月下乡到万源县长石公社牧场。一九六九年插队到长石公社九大队三队。一九七二年招工回城。当过建筑工人、重庆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政治处新闻干事、重庆市妇联办公室秘书……现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学会秘书长，《重庆国土资源》杂志副主编，副编审。
一九七二年，是我下乡的第八个年头。这年冬天，特别冷。
头年的下半年，就有些知青被陆续招工走了，大多是成分在不好中较好一点的。我心里很紧张，不停地与家里联系。横在我面前有一大难关，就是我父母在国民党部队干过军医。我在学校争取入团的时候，向团组织汇报思想时经常都要谈如何如何认识父母的“罪行”，如何如何与他们划清界限。下乡八年，我无时不在想怎么用汗水洗去与生俱来的黑血。这次招工，我不知道我的血有没有被八年的血汗洗净变红，不知道“政审”时，他们能不能根据我八年来的表现招我回城。我下乡后曾被评为“五好社员”，公社还给我家里寄过奖状。“文革”前我就被选送去区上办的建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如若不是因为后来的“文革”，也许早在党旗下宣过誓了。插队后队上对我的反映也不错，给我评的是妇女壮劳力的工分。于是一九七一年，我被公社派去小学代课。
此时，返城的大潮搅得我心里七上八下：一是担心要命的“政审”能否过关，还有，万一公社要留我下来教书怎么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激起过人们也包括我罗曼蒂克的幻想。如果没有招工回城这事，我也就安心做个乡村女教师了。但是，眼看当年一起下乡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又一个一个地在为回城四处奔波着，我再也静不下心做一个乡村女教师了。也许是八年的锻炼还没把我修炼到如此高的境界，也许是“回城”着实太诱人了。妈妈来信安慰说，姐姐所在单位有照顾亲属招工回城的政策，姐姐还在找人争取“特招”我。实在不行，妈妈就提前退休让我顶替，这是当时最硬的一招，也是最后一招。但是如果那样，等待顶替妈妈工作的弟弟就只好到云南当知青了。
一九七二年初，家里来信说姐姐单位的“特招”已办好，招我的人就要出发了。那几天，心里如揣着一只乱鼓乱七八糟地敲得我不知所措。我不停地打听，总也没有消息，难道事情有变？！我心情一下变得就像当时的天空，沉重又灰冷，前途一片暗淡。但是，我还没有死心。在夜不能寐的时候，哼着那首知青中流传的歌《道路》，去绵延我的希望：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啊，它甜美地吸引着我。它将带我向哪里，什么命运在等着我哦……这种思念日夜地扰乱着我那苦涩又迷惘的心……”
我住在一间据说是吊死过一个地主婆的吊脚楼里，这还是给代课的教师住的楼房。楼下是牛圈。夜里，牛儿吃草时脖子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地响窗外；风夹着雪花一阵一阵地把吹破了的窗户纸弄得呜呜地叫。我瑟缩在冷冷的被窝里，缥缈的歌声在牛铃声的清冷中，在北风的呼啸中渐渐消失……
又是一个大雪天。读书时，有读过“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句，看着漫天纷纷扬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才觉得那诗句真的写得不夸张，也不浪漫。一月份，从来都是很冷的日子，何况山高水寒的大巴山。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据说海拔有二千七百多米高。
这天起床后，正围着火坑搓手搓脚地烤火，忽然有人在对面山上“呵嗬呵嗬”地拖着长声叫我的名字，山谷也用长声回应着。最后听明白了，是叫我去公社招工。顿时，有白毛女被大春救出山洞迎着太阳高唱“太阳出来了”的感觉。冒着大雪一脚深一脚浅地跑到公社，找到有关领导，才知道招工的同志还在远离公社一百多里的万源县城里。那时的行情是只要听说是招工的，就呼啦啦围上一大群人缠着说好话请求招工老板招自己。
事不宜迟，我若不赶去县城，这“特招”指标恐怕会被人抢走。顾不上喘气，我又呼哧呼哧地跑回我代课的地点——九大队二生产队，那里还住着一户知青：罗林书、赖秀琴夫妇和他们三岁多的时常花着脸拖着鼻涕的儿子。他们是一九六四年下乡的知青，一九六五年我们到林场时正碰上他们因私订终身有了孩子而被公社审查和批斗，我们也参加了这场斗争（虽然他们后来正式办了结婚手续）。少年无知的我们觉得他们很坏，还嚷嚷着不要他们跟我们同住在林场的宿舍，叫他们住到附近的岩洞或住在牛圈旁边去。后来，公社派来的指导员丁社长没有听取群众意见，他叫人在集体宿舍里用泥巴墙隔出一间小屋让他们住下，我们这群刚出校门少不更事的学生还觉得太便宜了他们。
后来，我们插在同一个大队，他们一家在二队，我们三个女知青在他们山上的三队，上山时得经过他们家。于是被叫去歇歇脚，喝喝水，远离故乡的我们也顺便感受一下他们“家”的氛围。他们有时有好吃的也叫我们三个下去同享。天涯沦落，同病相怜，那时，他们已经不记恨我们，我们也重新认识了他们，认识了生活。此时，我从公社跑回生产队，私下里是想罗林书陪我去县城。
来到他们家，我还没把话说完，罗林书就朗声说：我陪你去。我那时连感动都来不及。他穿上破棉祅，腰上捆着根草绳，提着一盏马灯（当时我们买不起电池，马灯也很难得用一次），就那样出发了。
农村的午饭吃得很晚，我们出发时已是午饭后，最早也该是下午三四点钟吧。天很昏暗，雪下得紧，风不停地往脖子里灌。等我们下了山走到去县城的乡村公路上，天已擦黑了。点上马灯，还得把它拧到最小，否则不一定燃得拢县城。
雪越来越大，仿佛要把我们下乡八年的雪一次下个够。真的，我们八年来好像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这么黑的天。地上的积雪已没过脚脖子，一脚下去得费好大力才拔得出来。铺天盖地的大雪笼得天地白茫茫一片，小路捷径是绝对没法走了。我们沿着盘山公路，尽量靠里，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还好，罗林书提着那盏小马灯走在前面，我就昏天黑地的跟着那一小团光晕机械地走着，一步、两步……刺骨的寒风噎得人喘不过气，迈不开步。我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能拉下，不能拉下！八年前下乡时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大山里有土匪，有野兽：老虎、豹子、豺狼……在林场时，我们在雪地里看到过老虎的粪便和脚印，也亲眼见过一群豺狼眨眼间就咬死了我们林场偌大一头牛。万源山高坡陡，我们生产队不时有牛摔死（那是我们比较盼望的，想吃死牛肉哇）。这雪天黑地里，这漫漫长路上，我不敢想也来不及想会发生什么事：碰上歹人？遭遇雪地觅食的野兽？失足摔下大雪掩盖的深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也都不一定发生，“招工回城”这件事太重要了，它填满了我的心胸，其他的事都顾不上想了，只恨不得一步迈到县城。漫漫长路远哪，近二百里地的盘山路，大雪天，漆黑夜。后来，连当地最不怕事的山民听说这知青雪夜奔县城之事，也啧啧称“不得了”，那是后话。当时，跟着罗林书走，我倒也还不怎么怕，一来他是一九六四年的老知青，经的事多，胆大心细且颇有些小聪明，算是知青中的“智叟”了，加上他那一身蛮肉，力气不小，在大家心目中，好像在他那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所以那晚上他能陪我，也算是天助我也。
但是，如果说对其他的危险我都未多想的话，心下倒有那么一点点不敢说怕的“怕”。那就是罗林书到林场前是“社青”，又在杂技团待过，有些社会习气。他嘴又厉害，敢顶领导；还会点杂技，钻火圈什么；会变戏法，把纸条变成面条（遗憾的是在我们饥馑时没变给我们吃过)。反正，在林场时大家私下有点把他看成是社会上那种“老大”。插队后因同在一个大队，来来往往的也密切。我代课那一年与他们一家同在一个队，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锅吃饭，他待我们几个女知青，的确如兄长般。因他在家排行老二，我们都叫他“罗二哥”。这罗二哥虽然长得五短身材，但为人义气，且具吹拉弹唱杂耍诸多技艺，在我们知青宣传队算得主力。加之他下乡不久，违抗当局“三不准”（不准谈恋爱、结婚、生育）政策，未婚先孕，算是风流人物了，所以我们女知青在心里总有点避着他。
那夜，斗胆邀他陪我，实在是非他莫属，招工事急也。刚上路时，我也有意无意与他拉开点距离。在咯吱咯吱踩着深雪的静夜里，在仿佛没有尽头的长路上，我扪心自问：他置危险艰难寒冷长路于不顾，置他们两口子因为“已婚”、也许永远留在穷乡僻壤于不顾，冰天雪地陪我走近二百来里的夜路帮助我回城，如果他一定要因“情”而“非礼”，我想，我也只好认了。
然而，那一夜，他一直在我前面走着连头也没回。虽然有几次我真想叫他拉我一把，风实在太大，雪实在太厚，路实在太难行，但我没有叫出口。他那种“多情”且心细的人虽然也会想得到拉我一把什么的，但却没有。就这样，我们在黑暗中急急地无语地木然地摸索着前行，直到天明。
终于看到万源县城那昏黄的灯光了。终于进城了！他平淡地说了一句:“你去找人吧，我要休息了。”那晚，我们从下山到进城，差不多走了十四五个小时（人的力量有时确实很了得）！进城后，我顺当地找到招工的张德财师傅，他告诉我，他已等了我三天了，今天要是我再不到，他就把一个缠了他三天的在县宣传队演阿庆嫂那个知青招起走了。好险！第二天，我找到住在小客栈的罗二哥。他告诉我，赶拢县城时，他连鞋都忘了脱，倒头便睡，睡了整整一天，太累了。
我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喉头被什么哽着。
招工手续还得回公社办。大雪天没有车，张师傅只得在我们陪同下步行，先到我们生产队。我们到社员那里借来鸡和酒、肉，着着实实地慰劳了他一顿。他说他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许是累了，张师傅不胜酒力，把我们借来的好酒好肉又从肚子里吐出来，弄得他满身满地。罗林书把他吐得狼藉的衣裤脱下来洗了连夜烤干。第二天张师傅得知，很窘地连声道谢。
三天后，我把我的被褥、衣服和剩下的玉米留给了罗林书一家，与八年患难与共的友人挥手作别。挥手间，雪夜里罗林书提着马灯的背影浮现在眼前且越来越高大起来，挡住了我模糊的泪眼。
三十多年了，那背影，那马灯，一直在我眼前清晰着。后来也遇到过些许坎坷，但有那雪夜的长路在前，这些“坎坷”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也遇到些许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那雪夜里的马灯一直在前面亮着，给我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