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源 李素华
作者简介
李素华，女，万源县黄钟区石人公社青松茶场一九六五年知青。
一九六五年从南纪门中学初中毕业后，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未能继续升学。在区政府和学校“上山下乡闹革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当五分钟的社青”的强大攻势中，经过一番苦苦思考，我终于偷出家中的户口簿，悄悄到街道办事处，毅然报名上山下乡。不顾相依为命已七十高龄的姑婆的眼泪，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与十二位同学一道从两路口出发，来到万源县黄钟区石人公社青松社办茶场。那时的我，自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一个壮举。
接受了五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后，也许是岁月的磨难，也许是成熟，知青们当年的革命热情**然无存，整天想的就是“出路”。不少女知青或通过结婚迁移到重庆近郊，或投亲远走他乡，或干脆与当地农民成家。
终于有一天太阳出来了。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间陆续招工调走了许多知青。我在希望中等待着，等啊等，等到万源县城里没有了招工的信息。我明白了，又是那该死的家庭出身问题，使我回城的梦破灭了。我该怎么办？我的出路在哪里？那些日子真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人像被掏空了一般失魂落魄，整天在痛苦绝望中煎熬。
感谢命运之神终究没有把我遗忘，一个十分偶然的机遇降临到了我的身上。
记得那是一九七三年初春的一天，天气沉闷，我百无聊赖地在公社的小街上闲逛。在街口碰上原茶场的女知青小王，她刚从重庆回来。言谈中知道她是因“心脏病”回来办“病残”返城的。看着她壮实的身体，充沛的精力，我惊异地问：“你有心脏病？”她回答：“当然没有。”神色中掠过几分神秘。正欲往下说，她的爱人老邓便走过来狠狠地责骂了她一顿，在一通“傻儿”“宝器”之后，又诚邀我一道办“病残”。
我有些犹豫，但想想这或许是一条出路，恐怕对我这种家庭出身“黑上加黑”的人来说还是唯一的出路。我顾不了许多了，只要能回城，刀山火海也闯吧！从这一天起，我踏上了艰难的回城之旅。
回城之路足足走了一年多，由于心切和愚蠢差点铸成大错。
在老邓的指导下，我先回到重庆托熟人从医院弄到一张风湿性心脏病的病假证明，返回生产队后找到生产队长和其他队干部游说病情。幸好我平时经常犯病，没有引起多大怀疑，对我“因病”要求返回原籍的申请很快就同意了。然后就是大队、公社、区政府逐级地跑，在一番奔波、连番诉说后，取得了他们的同情。最后我们总算揣着各级政府的大红印章来到百十里外的万源县城，借住在一个知青的爱人小吴的家里。
县医院复查这一关是“病退”成败的关键，也是我们的软肋，很像等待生死判决。焦躁不安的等待开始了。
多日后，老邓沉不住气了，他说：“这样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得想办法。”一天他搞到好些空白证明，高兴了一阵子，但无法盖上公章，那时造假的技术远没有现在这样高明，只好放弃。
终于有一天，知青安置办公室通知一批人第二天到医院去复查，其中就有我。真要命，明知假的真不了，要露馅，怎么办？这时不知听谁说了一句：“麻黄片可以使心跳加速。”于是，我偷偷去药房买了一瓶麻黄片，晚上加量一次就吃了8粒，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医院复查前再吃几片，希望能瞒天过海。谁知吃下药后不久便药性大发，一阵头晕心慌，继而呕吐，心跳越来越快，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般，可不得了。小王、老邓他们劝我进医院，我不敢，怕暴露了真相。我坚持着，坚持着……狂跳的心仍在加速，呼吸急促，脸色大变，死亡以急匆匆的脚步向我逼近。眼看情况不好，老邓他们不由分说背上我就跑医院，医生马上进行了抢救。据查当时心跳每分钟达二百四十次，诊断为药物中毒。好险，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小命难保。
有的表示理解，有的认为不值。这其中更多的是怜悯、同情、理解和关心。我哭了，任泪水在脸上流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沮丧、委屈、绝望一齐向我袭来。我知道企图蒙混过关的“病情”暴露无遗，回城泡汤了。
那位抢救我的医生的话如雷鸣般在耳边回响：“你是知青吧？想办‘病残’，这样做是瞒不过医生的，愚蠢加幼稚会送命的，知道不知道！”
回城，正大光明的调动，像我这类“黑”子女没份，办“病残”，经这一闹没指望了；终老大巴山又不甘心。在如此的折磨中，晕晕乎乎又过了好些日子。也不知老邓和他爱人在干些什么，只记得他们两口子还为办不办“病残”打了一架，老邓将一碗滚烫的汤面泼在妻子脸上，嘴里喊着离婚，原因是做妻子的想打退堂鼓，做丈夫的想力争。这老邓有一股天下没有办不成事的倔犟劲。
十多天后，他神情疲惫却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小王的“病残”复查已经通过，材料已转到县知青安置办公室，他成功了。他教我如此这般，准保万无一失。他慷慨地拿出两斤冰糖，两斤白糖给我。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很稀罕，令我至今感激难忘。
随后，我在市场上买了几十个鸡蛋一并装在挎包里。第二天一大早，我挎上这些东西来到医院，在负责“病退”知青复查盖章的主任医生诊室外等候，在忐忑不安中一直等到中午。这其间主任医生进进出出好多次，也曾多次打量我。我踌躇再三不敢贸然上前，因为上次抢救事件，我不认识别人，别人还不认识我吗？等到病人都走完了，医院变得鸦雀无声，诊室外只剩我犹豫不定，主任也好像有许多事未做完没有离去。我鼓足勇气踏进了诊室，将挎包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医生，我想办‘病残’……”我感到话音在颤抖，心慌慌的。
主任抬头看了看我，目光很和善，手势示意我将原始病历拿给他看。接下来的一切几乎是在顺理成章中完成的。我得到一张梦寐以求的“风湿性心脏病”的医疗证明。当我拿着这张盖有县医院大红印章的证明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一张医疗证明，它是回城的通行证，是一张准城市户口页，它的价值很重很重，说是生命和前途也不过分。我终身感激那位高抬贵手的主任医生。在那个黑白颠倒、情感苍白的“文革”时期也不乏心地善良的人啊！
之后的手续就简单多了，先由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盖章，将材料移交至原籍重庆市中区公安分局，余下的就是等待。
在等待户籍的日子里，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过，挑过煤，担过砖，锁过劳保服扣眼……只要能挣钱什么活都干。记得襄渝铁路万源段通车时，我的准迁证办下来了。我高兴得好像从此就幸福无边似的，很有点像当年下乡时的欢呼雀跃、憧憬未来。不同的是，下乡时是一腔热血开创未来，回来时是一身创伤重整旗鼓。
当时我面临的仍然是艰难、困苦、坎坷、荆棘，可我不怕了，有大巴山上近十个春秋的磨砺摔打，再难再险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