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春節剛過不久，就收到妻的來信，告之他們單位（鎮供銷社）打算調我回渝，正申請招工指標，大約就在上半年。獲悉這個信息，心中那遙遙無期的希望被鎖定到了一個已知的時段，就像看到了曙光，暗自高興。唯恐“天機泄漏”，自然不敢張揚，把歡喜壓在心裏。在心中開始了倒計時，依然按部就班上自己的課。一兩個月不見消息，多少有點穩不住，難免胡思亂想、心緒不定的。但一進教室我又能立刻調整心態，馬上進入角色一如既往從容講課，並未行敷衍之事。甚至於在四月份為應付完小組織所有三年級老師來我班進行教學觀摩，我仍能靜下心來備課、寫教案，詳細到該課需講多少課時，從怎樣板書生字到如何提問請某某學生回答，布置哪道作業題……都一一記錄在案，有條不紊。也虧學生配合默契，效果很好，評價頗高。我這樣做，如果要說是愛崗敬業，有高估之嫌，我隻覺得幹什麽事就要幹好，這也許是有點好勝心理和完美主義作祟。在林場如此，到生產隊亦然，如今依然。不過一種拿了人家的錢財，就得為人家幹好事情的極平庸的思想，以及為人師表、不可誤人子弟的信條，左右著自己的行為。
六月六日總算盼到招工的人來到了公社，他姓陳，是妻所在單位的政治幹事。他說這次調我回渝屬特殊照顧，為免夜長夢多，務必抓緊點，馬上做好走的準備。接下來拿著推薦表到生產隊填表，大隊簽意見，公社審批蓋章，一天時間手續辦妥。我要調走，學校領導頗覺突然，必須找人接替工作，辦理移交，要我還堅持兩天，這自然是不容推辭的。學生一下子也都知道我要走了，但確切時間並不知曉。隻不過那兩天的課上得有些糟糕，並非我已無心施教，而是孩子們無心上課。他們纏著不放的話題是問我哪天走？能否不走？關心最多的是“誰來教我們”？課間休息，我到辦公室，他們也擁向辦公室，圍在門口或貼在窗前看著我，就像我最初來校上課那個情景。突然間，我在他們的眼中變得陌生起來了，感覺一種距離正慢慢地把我與他們拉開。六月十日，是我最後一天上課的日子。當下午最後一節課快結束時，我再次環視這簡陋的教室：十分笨重顯得有點原始的長條課桌，凹凸不平的地麵，這三十多張熟悉的麵孔，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這輩子注定不會再站在講台上了。一種惆悵油然而生，沒有一點就要回城的喜悅，而是一種惜別的依戀，甚至有些難受。那天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定格在我腦海裏。當我簡單地告訴大家，我明天就要走了，今後的課會由潘老師給大家上，同學們一下愣住了，片刻就是一片嘩然，群情激動無法控製。我也失去了往日的沉穩，除了反複說“大家好好學習，好好學習”，其他什麽勉勵的話也沒說，就匆匆宣布放學了。那天，學生們在校逗留很久才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