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春节刚过不久，就收到妻的来信，告之他们单位（镇供销社）打算调我回渝，正申请招工指标，大约就在上半年。获悉这个信息，心中那遥遥无期的希望被锁定到了一个已知的时段，就像看到了曙光，暗自高兴。唯恐“天机泄漏”，自然不敢张扬，把欢喜压在心里。在心中开始了倒计时，依然按部就班上自己的课。一两个月不见消息，多少有点稳不住，难免胡思乱想、心绪不定的。但一进教室我又能立刻调整心态，马上进入角色一如既往从容讲课，并未行敷衍之事。甚至于在四月份为应付完小组织所有三年级老师来我班进行教学观摩，我仍能静下心来备课、写教案，详细到该课需讲多少课时，从怎样板书生字到如何提问请某某学生回答，布置哪道作业题……都一一记录在案，有条不紊。也亏学生配合默契，效果很好，评价颇高。我这样做，如果要说是爱岗敬业，有高估之嫌，我只觉得干什么事就要干好，这也许是有点好胜心理和完美主义作祟。在林场如此，到生产队亦然，如今依然。不过一种拿了人家的钱财，就得为人家干好事情的极平庸的思想，以及为人师表、不可误人子弟的信条，左右着自己的行为。
六月六日总算盼到招工的人来到了公社，他姓陈，是妻所在单位的政治干事。他说这次调我回渝属特殊照顾，为免夜长梦多，务必抓紧点，马上做好走的准备。接下来拿着推荐表到生产队填表，大队签意见，公社审批盖章，一天时间手续办妥。我要调走，学校领导颇觉突然，必须找人接替工作，办理移交，要我还坚持两天，这自然是不容推辞的。学生一下子也都知道我要走了，但确切时间并不知晓。只不过那两天的课上得有些糟糕，并非我已无心施教，而是孩子们无心上课。他们缠着不放的话题是问我哪天走？能否不走？关心最多的是“谁来教我们”？课间休息，我到办公室，他们也拥向办公室，围在门口或贴在窗前看着我，就像我最初来校上课那个情景。突然间，我在他们的眼中变得陌生起来了，感觉一种距离正慢慢地把我与他们拉开。六月十日，是我最后一天上课的日子。当下午最后一节课快结束时，我再次环视这简陋的教室：十分笨重显得有点原始的长条课桌，凹凸不平的地面，这三十多张熟悉的面孔，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这辈子注定不会再站在讲台上了。一种惆怅油然而生，没有一点就要回城的喜悦，而是一种惜别的依恋，甚至有些难受。那天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定格在我脑海里。当我简单地告诉大家，我明天就要走了，今后的课会由潘老师给大家上，同学们一下愣住了，片刻就是一片哗然，群情激动无法控制。我也失去了往日的沉稳，除了反复说“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其他什么勉励的话也没说，就匆匆宣布放学了。那天，学生们在校逗留很久才散去。
下午快四点钟，潘老师简单地弄了两个菜，和张尚六老师一起留我吃午饭，算是为我饯行。共事三载一朝分别，大家也很有些不舍。道别后踏着夕阳余晖往生产队赶，老远就看见山上的那群孩子居然还滞留在路上，知道他们要和往常一样与我同行。孩子们依然是嬉闹欢笑，一路追逐，只是多了一层话题，问我是否还能再来看他们，重庆有多大……到了石子岭生产队，我到家了，一些孩子还得继续赶路，我一直伫立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远，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林荫中。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我作为我们林场老知青在农村的最后一人，终于离开了下乡十三年的大竹县张家公社，离开了插队落户八年之久的石子岭，同时告别了讲台，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重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