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牌大货车颠簸在通往南江的山区公路上，乱石中杂草丛生，只有两道车轮胎轧过的路面显露出来。汽车翻来覆去地颠簸，颠得满满一车的少男少女翻肠倒肚地呕吐。车到了正直坝，从头到脚的泥土和呕吐物糊得大家谁也认不出谁的模样。护送我们的南岸区人委干部李晓兰（男）、龙门浩街道干部张国英（女）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少年硬是错当成了家乡的亲人，临别时哭哭泣泣拉住不放手。
分散到各公社后，按达县地区统一规定，各公社都在当地寻一海拔最高之处，划进几户农民建立社办场安置知青。名曰占领制高点，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教育知青要扎根大巴山，脚踩污泥，放眼世界，随时准备救全世界劳苦大众于水火。通、南、巴一带，海拔最高之处通常都是土地最贫瘠，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我们林场就办在黑潭公社十一大队的九重岩和六大队云顶子的瘦大田上，说是林场，其实就是先后借用了一阮姓富农和侯姓农民破旧三合院的两间房，男女分开睡地铺。
艰苦的劳动伴随着山区的雨季开始了，天气越来越寒冷。尚未满十六岁的我身高不过一米四八，体重七十五斤，跟随农民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到旺苍东凡公社为林场的纸厂背石灰。雨雪交加，山路泥泞，肚中饥饿，全身湿透，连走带爬赶到东凡河边那个石灰窑时已经是半下午了。我累得全身散架瘫在河滩上，林场的老场员李忠柄拿来两个冷硬了的熟红苕对我说：“石灰我已经帮你装好了，快吃了动身，时间不早了。”我看着喇叭背篼里装着的一百多斤生石灰，心里想今天晚上我恐怕哭都哭不回去了。低头看脚下，从重庆穿来的唯一的一双胶鞋，粘满黄泥，湿透了、扯烂了，也不能再穿了，只好学农民用谷草绳缠绕脚背，摇摇晃晃背起石灰，赤脚在雪地里爬行。背石灰的人手里都拿一根打杵子，这种丁字形的木棒是山区农民背东西歇气的专用工具，三步两打杵，实在走不动了就塞在屁股后背篼底下喘口气。开始坚持五十米杵一下，后来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摸黑回到黑潭已经后半夜了。
第二天咬着牙起来走几十里路到云顶子山上砍木竹、背窑柴、抬小径圆木，到九重岩种核桃树，到烈神砭挖红苕，到猪食漕沟砍火地。仗着年轻，知青逐渐适应了饥寒交迫状况下大巴山区的艰苦劳动。林场粮食本来就少，会计还勾结恶人暗中克扣，更是吃不饱，米汤加盐巴当菜，半年不见油荤。离开重庆时，街道办事处发的再生布棉袄在劳动中磨得开花开朵，贴身的里面黑得发亮，长满了虱子，没有鞋穿的双脚不是长满冻疮就是皴裂。知青罗华国发明用木头做板板鞋，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雪地里一串串知青木板鞋踩过的脚印。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冥思苦想。西方基督教有“原罪”说，东方印度把人分成九等十八类有“贱民”说，父亲因言获罪取其辱，纵然有罪也已经用生命作了代价，我何罪之有？如无罪，为何不能上学，要发配此地做苦役？父亲在时我也是受宠爱的孩子。然而，我又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惧，毕竟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知道这样想下去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白天我拼命咬牙干重活挣表现，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晚上煤油灯下学“毛选”《青年运动的方向》《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老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当时提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唯一的想法是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从思想到身体都磨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这样，我的下一代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为了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入“已经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我努力像真正农民那样去生活、劳动和思想。我曾为自己天生皮肤白净、细皮嫩肉而羞愧，为手上、肩背上磨起老茧而自豪。
我曾在大巴山区做了八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回城在运输合作社下苦力，抬石头、拉板车、扛货包，当了十五年码头搬运工人，纯粹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二十三年简单体力劳动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改变我酷爱读书学习的秉性，我竟然变成了另一个时期《我要读书》中渴望读书的高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