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国大地上开始上演一幕幕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闹剧。大巴山区虽然闭塞，也不时有消息传来。随后林场开始瓦解，知青回的回城，去的去区上、县里造反，我们黑潭林场的五个女知青生活无着，为有口饭吃只好草草嫁给当地农民。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回渝，大田湾广场上两派争斗正酣，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喊叫着要杀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有的又喊叫着要到哪里、哪里去造反，喊叫声中又有人动武，人群中人踩人一片混乱。
回家后，我在上新街不断遇到三十九中的同学，读高中、读中专的当时正被捧为“小将”。他们个个神采奕奕，慷慨激昂，自认为是社会的主宰，动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面对他们不肩的眼光，我再次感到自己为多余人边缘人的悲哀和愤怒。不就是一张户口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居、言论、集会等等自由吗？我邀约周志忠（南江长赤区红四公社林场知青）、邱任杰（南江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知青，已故）重返南江。
在混乱的菜园坝火车站，我的皮包不慎被扒，无奈之中借两毛钱买张站台票混上车。过江津时火车上的“群专队”提起皮带开始查票，我随一些逃票的人打开厕所窗户爬上车顶，车顶上居然有不少人，他们告诉我趴下平卧着用脚蹬住弧形车顶的边沿，这样火车转弯时才不会被甩下去。火车过隧洞时，他们又告诉我赶快用报纸遮挡头脸，因为当时的火车烧煤炭，过洞时机头没燃尽的煤渣会向针一样迎面刺来。
火车到广元后，我和邱任杰趴货车终于辗转回到林场，可是一看，林场早已空无一人，公私财产被洗劫一空，连房顶上的瓦和木料桷子都被人揭了，断垣残壁上杂草丛生，一片凄凉。怎么办？到哪里去吃饭？我带着邱任杰连夜直奔正直区公所。当时一些县城来的红卫兵正在串联点火，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里的姚区长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不知所措，一头跳进正直河自杀身亡。我俩趁乱威逼区里给办户口迁移，当拿到盖着南江县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我们欢喜若狂，泪流满面。
殊不知，大河、杨坝等林场的知青李嘉陵、李仲梅、贺盛才、张世荃等在县城造反，已经扯起了南江县革命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听说正直区有知青败类在搞户口，“知造司”新农部队头目朱精华（外号朱麻儿）乘县武装部的吉普车来到正直区，组织人马将我与邱任杰围追到正直中学下的公路上，棍棒、匕首齐下，打翻在地。一大汉一脚踏在我背上，一手抓住我的头发拎过头，用匕首刺进我嘴里大吼“把户**出来！”我闭上眼不开腔，只听见旁边“噼里啪啦”，邱任杰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鬼叫狼嚎地哭喊：“我妈妈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我妈妈一个，你们要打就打死呀！”后来他们把我俩拖到正直中学的球场，反捆绑起来吊在篮球架上开群众大会批斗。朱精华站在台子上说：“知识青年没有三头六臂，知识青年有革命的、不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革命的贫下中农不要怕他们。”斗了一下午后，斗我们的人去吃饭了。夜幕降临，我俩又饿又渴又冷又疼，处于半昏迷状态。忽然，原黑潭公社党委副书记贾益声认出了我，悄悄走上来解开绳子，又把我俩带到区招待所躲起来。
半夜里，吆喝声、电筒光惊醒了我，我唤醒邱任杰，拉起他翻窗逃走。一瘸一拐地走到延溪河，马达声中吉普车追上来了，我和邱任杰赶快跳进路边的草丛中躲起，吉普车上的人跳下来用电筒乱射，我俩全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吉普车又向黑潭方向追去，我们钻出草丛，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山走小路，再也不敢沿公路走了。凌晨四点我在山上看见吉普车又返回正直坝去了。我和邱任杰摸出那张宝贵的户口迁移证，在山上东藏西藏，心里总不踏实，最后选定一块冬水田旁边农民挂谷草的草树，把户口迁移证藏在里面。然后悄悄摸进公社，把公社门口的电话线扯断才敲门，公社文书赵世荣乍一看见我们，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我说：“我们不会给你找麻烦，只是轮流睡一会儿觉，你守着我们不准出门。”他说“莫来头、莫来头。”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到那块冬水田的草树上取出户口迁移证，过花桥翻方家山、土地垭，专捡无人的小路走，一路上农民土里有什么我们就偷什么吃，到枣林公路上时天已黑尽。我俩互相搀扶着，望着巴中县城忽明忽暗的灯光，感觉永远也走不拢。什么时候走拢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巴中县城角一个铺面的屋檐下蜷缩了几小时后，就到长途汽车站购票，取道回了重庆。
南岸区公安分局的门口聚集着十几个通过各种方法办了户口迁移证的老知青。门一打开，大家一哄而上，拿出自己的迁移证。着制服的老公安不慌不忙地收齐迁移证，慢条斯理地整理好叠在一起，开始登记。登记完后他把十几张迁移证放入抽屉，“啪嗒”上锁，然后站起来说“南江已经来了电话，你们这些迁移证全部都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等候处理。”转身走人。大家一下傻了，杨坝林场知青陈安福忽然冲上去拉住那个老公安说：“对不起，老师傅，你刚才把我的名字写错了。”老公安犹豫着打开抽屉校对，大家冲上去七手八脚抢了自己那张已经没有任何效用的迁移证就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我才明白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我们当时的举动显得何等幼稚与天真！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大批新知青下乡，老知青撤场插队，后来的农民打知青(沙河区团结公社打死七名知青，惊动中央），知青打农民，新知青打老知青，知青打干部，干部组织农民打知青，真是好一个“乱”字了得。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其他各种类型的政治运动一样，都冠之以革命的名义（防修反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等等），从一九五六年宣传董加耕、邢燕子开始历时二十五年，财政支出一百多亿，牵动了全社会，三千多万中小学生永远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数千年来，无论战火与政权迭换，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从未中止，然而却在现代骇人听闻地出现断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地农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的情况下矛盾越来越突出，知青下乡运动实在难以为继，不得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