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重庆铁路局、巴山仪表厂等到南江招工，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我的劳动表现每次都填写了推荐表送公社，每次都因政审不合格退回来。《牛虻》中的亚瑟已经从一个多愁善感的文弱少年磨炼成心智成熟的斗士，红衣主教大人虚伪说教麻痹不了他对生活的领悟，反正都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子女，干脆到运输合作社下力去吧！只要我能回到离别八年的重庆。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六年，整整十五个春秋，在运输社干活的老知青们风餐露宿，走千家进万户，车站、码头、公路，拉板板车、抬连二石（长方体大石头）、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他们的心智，也佝偻了他们的身体。磨骨头养肠子，他们自嘲：七十二行，板车为王，脚肚子蹬爆，脖子拉长……和我一起从南江县正直区调到运输合作社共四个知青，其中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三人皆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死时不到五十岁。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对老知青最大的伤害是什么？环境条件的艰苦也罢，抛掷了青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罢，带着硬伤回城一辈子坎坷，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也罢，都不可怕，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怀着一腔赤诚到农村去脱胎换骨干革命，而后在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渐渐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社会的责任，精神被愚弄，理想被亵渎，信仰被污垢。
记得一九六五年春天，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带领重庆市歌舞团到达县地区各县演出，南江县同时在县委党校礼堂召开第一次知青代表会议，演出中余市长走下台和前排的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一名十六岁的女知青当场把自己的名字卢爱兰改为卢爱南并跳上台去表决心：“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南江，是我为党奉献火热青春的第二故乡。爱南今年十六春，立志耕耘在山村。”(此女知青今已不知何处去也）和着重庆市歌舞团表演的《场长教我打草鞋》及谢幕时《明年桃花开，我们再回来》的歌声，全体知青代表起立，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之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虚幻信念，支撑着单纯的少男少女独自去面对那漫长的愚昧与艰难。
殊不知革命从来都是少数英雄的事，平民则有自己的悲欢离合，绝大多数知青从虚伪狂热的口号中还原出来都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老百姓要成家立业养家活口，普通人本来就应该有普通人自己的生活。到大巴山去战斗、去革命原本不是他们的事，角色的错位不仅使知青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掩盖了经济建设的低级错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知青的经历和生活感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沉重而曲折的脚步，敢于正视和回忆那种沉重与曲折，后继者的目光才能洞穿历史沉淀的迷雾，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走上富强、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