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源 林木
作者简介
林木，男，一九六五年十月下乡到四川省万源县草坝公社乐园茶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会》，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数十次出席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出版学术专著八部，发表学术论文及美术评论四百余篇于国际国报纸杂志（四百余万字）。
我曾接受过两种教育：一是在国家正规中学的教育，一是毛泽东希望我们去农村接受的“再教育”。现在想起来，我在这两种教育中都颇有收获。
三十八年过去了，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九六五年夏我的三份中考考卷。那是我的一个同学在“文革”武斗中“占领”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时，在存放各考点考卷的库房中找到转给我的——数学九十八分，语文九十二分，政治九十分，三科平均九十三分。当年重庆最著名的市第三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则是平均八十三分。我落榜了。我也知道我必然落榜。
我曾是重庆第五十中学初六五级六班的学生，是全年级四百多学生中最拔尖的学生之一，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我的各科成绩名列全年级前茅，体育也相当好，母校五十年校庆时，隔了几十年，当年的体育老师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同时，我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已经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还兼任过班长及其他好些个职务。
初二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一位善良的老太婆把我叫到一边，眼眶里晶莹的泪花反映出她内心的矛盾与难过。她被迫向她这位特别喜欢的学生宣布上级的指示，因我的“出身成分”而取消我的几乎一切职务（包括学生会副主席，仅保留地理科代表)。至今想来，我竟表现出一种出乎老师意料的冷静，不仅没有半点惊诧和沮丧，反而去安慰十分难过的老师。当年我十四岁，在“阶级路线”的疾风骤雨中似乎已显得较为成熟了。我早已知道我不可能进入高中，我不过是为了争口气，在一场不公平的竞赛中，作自我满足的无谓拼搏罢了。几十年后，一位叫胡义均的老师才告诉我，在考试之前，我的档案材料上就作了打入另册的标记。
其实，我初中毕业之前的名字不是叫林木，我那时姓杨，跟我的父亲姓，叫杨文范，我现在发表文章有时也用“文范”这个名字。因父亲的缘故，我们一家受难太多。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牢狱之灾。我记忆中只短暂地见过他一面。在我十一岁那年，我连形象都记不清的父亲便在劳改释放后的工作地——仍然是劳改地——因饥饿与疾病去世了。现在又连高中也不让我读，当时妈妈的心情，我也只有自己当了父亲之后才能体会。一天，妈妈对我很慎重地建议，我们一家现在的处境都因你父亲而致，组织上老让“划清界限”。现在他已去世几年了，改个姓吧，改了姓，命运或许会好些……少年的我，对姓什么倒无所谓，那就随妈妈的姓吧。妈妈姓林，我就姓林了。
班上成绩较差的同学都考上了高中或中专，有的还考上了重点高中。我这个高才生心里当然无限委屈，但我力求说服自己——我的出身不好，我父亲加入过国民党（集体加入)。虽然我连父亲的形象都记不清，却也朦朦胧胧地认为父亲的影响在我身上会“潜移默化”，也诚恳地认为有自我改造的必要。这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倒也异曲同工。自己不是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吗？怎么可以因考不上学校而放弃思想改造，甘当“社会青年”呢？在看了一本描写上海知青去新疆建设兵团的书《军垦战歌》和描写一群青年地质工作者的电影《青年一代》，听了一场大巴山知青模范的报告之后，我本来就没有熄灭的热情又被重新调动起来。从小喜欢绘画的我幻想着去画美丽的大巴山。为此，我天真地问过那位来自大巴山的演讲者，大巴山还有地方让我们去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命运已够苦了，然仍不失天真的妈妈居然也支持我。我去学校找老师，坚决要求到农村去。记得那位胡义均老师却很含蓄地对我说：“不一定非到农村去才是干革命，哪里都可以干革命嘛。”至今想起老师这句暗示性的话，心中仍充满着感激。
不久，在披红戴彩的荣耀中，在响亮的音乐声中，已改名林木的我和一大群奔赴农村的少年，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的下午，心情激动地在重庆解放碑列队游行。我的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兴奋地自豪地走着，正如劫夫的那首豪迈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两边是无数看热闹的民众。
第二天凌晨，在昏黄的街灯下，两路口排列着一长串带着帆布顶篷的卡车，无数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匆匆告别。我妈妈也来了。随着车队的远去，在那深重夜色和昏黄的街灯中，妈妈瘦削的身影和在凄冷晨风中飘动的白发，越来越模糊，渐渐远去了……她流泪了吗？她当时是什么心情？只有到了今天，当我的孩子也到了当时我的年纪的时候，我才体验到当时妈妈把自己唯一的十六岁花季的孩子送到未知的山区去意味着什么……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到了达县。进城时受到了达县政府领导及市民们热烈的夹道欢迎。第二天，我和五十中的其他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万源县草坝公社乐园茶场——位于大巴山主脉海拔一千六百米叫“三十二匹梁”的山上。
到达草坝公社时，从重庆出发时浩浩****的知青队伍已逐渐解体，只剩下去乐园茶场的十来个人。我们在街上一个小餐馆里受到最后一顿款待，我记得有老豆腐，一碟腊肉和几盘小菜……
来迎接我们的人中有人称“泡苕”的张队长，他长着一对大眼睛，身材粗壮，还有早我们一年去的几位知青。他们把我们的箱子放在一种大口小底叫“花篮”的竹背篼上，背着就走，让我们好生佩服。从草坝街上到乐园茶场还有二十来里山路，一些路段，实际是差不多垂直的绝壁，得紧紧抓着两边的凹槽才上得去。听说这山上原来是土匪的山寨，真的有几道寨门。山上全是森林，从山顶俯瞰绝壁下的农田村舍，倒真有几分气势。尤其是一个山凹的绝壁上，一株百年老华山松，光溜溜的树皮泛着青光，长长的松针，硕大的松塔，让人十分好奇。此株巨松和着周围的松林，在劲厉的山风中发出阵阵啸声，不由得让人驻足聆听……
乐园茶场并非“乐园”。它的基地是一个很大的山洞，山洞顶部还滴滴答答向下滴水。厨房、工具房和一些场员的住地就在这潮湿的山洞里，山洞外有一幢木结构的房舍，我们新去的知青都被分到这个房舍里。
知青生活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的。早上五点半左右，天还漆黑一片，张“泡苕”就熟练地抡起两根木槌，把场里用枫树干挖空做成的木梆敲得震天响，把睡意蒙眬的男女知青们一个个从温暖的被窝里敲起来，一人扛一把锄头去“打早”（先干活再吃早饭)。第一天的劳动是挖地。那是在一个至少有三十度的坡地上，这是砍完且烧完一片森林过后的“生地”，或称“板地”。板地者，板结之地也。当时我们用斧头弯刀，把一片原始森林砍个精光，晒上一些日子后，从背风面一把火点燃，大大小小的树木噼里啪啦全烧光，一下子烧不完的大树，还要架在一起慢慢烧，火苗子窜到天上有七八十米高，这叫作“烧火地”。挖这种地还得带上斧头和弯刀，随时准备砍树根拔树桩。我们使用的锄头也是专对付这种板地的。这是一种上宽下窄的锄头，钻地容易些。挖这种地的难度可想而知，一锄头挖下去，板结的土地使你要把锄头再提起来都很难，只能使劲撬。有时，一锄头下去，遇到地下的石头，足以把手震得发麻，震得出血；有时，锄头陷在一堆粗实的根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拔不起来。当然，最麻烦的是遇到大树桩，就得向下使劲挖，逐一掏空主根与侧根的泥土，用斧头依次砍断各条根，才可以起出树桩。有时，遇到这么一根树桩，就得费你半天乃至大半天的时间。更麻烦的是，每人面前有一条宽窄相当的锄路，即你的工作面，人家挖到前面去了，你的锄路就给你留在那里，有时候留出很长一段。有的老知青不愿帮忙，这让刚学挖地的新知青很是尴尬。因为争强好胜，我们当然也拼命干，一天挖下来，手上打起一连串血泡，腰、腿、手臂都酸痛得不行，在收工往回走时，几里的路，行走都困难……
接连一个星期挖下来，几十个知青把那个山谷深翻了一遍。我们的手掌上开始出现“革命”的老茧，也使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变成了麦地。逐渐我的身体开始适应。我认为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初步的改造，心里有一种参与革命的满足感。
这种在艰苦劳动中的满足感还让我想到另一件事，即从场部挑粪去几里路外的麦地。农民教我们用一个长柄的大粪舀，在酸臭熏人的猪圈下的粪坑中舀粪，用力舀起坑底部稠一些的粪。把粪舀到两个大粪桶里后，还得翻山越岭把粪水挑到三四里外的麦地里，浇完一窝一窝的麦苗再回来。现在想起这些劳动的代价和成本，实在让人唏嘘慨叹。对从未挑过东西的知青们来说，光翻这些山就够受的了。挑着一百好几十斤的粪桶爬坡下坎，不要说肩膀压得疼痛红肿，光是那腿就一直打颤。如此一天往返好多趟……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如何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武装自己的，例如粪臭熏人时，我就背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比知识分子更干净……”挑担爬山时，当腿一颤抖，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别说，还管用，念一句，难以忍受的劳累就似乎会减轻一些。信仰的力量是神奇的，这不禁让我想到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渣滓洞里忍受竹签钉指的江姐……我这一生居然也有过如此相似的信仰体验。
这种对革命锻炼的真诚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也是那段时间，不管你精神上武装到了什么程度，你的体力及挑粪的经验毕竟有限。有一天，我一边咬紧牙关，颤抖着双腿，晃晃悠悠地挑粪上山，一边在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小心正踩在石梯上一大滩猪粪上，脚一滑，人一歪，一桶粪水劈头盖脸地淋在头发里，钻进领子里，满脸满身都是黏稠的猪粪。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我居然没有换洗，仅仅在水田里把脸清洗了一下，又重新挑起了粪桶……
在革命的**中，我交了入团申请书，我被评为三好场员。我组织了全茶场唯一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晚上点着煤油灯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自己能一篇不漏地背诵整本《毛主席语录》。我坚持写日记，记录我的学习心得，思想改造的收获。那本日记如果还在，肯定会与“雷锋日记”相似，而且是真诚的。看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初见成果，我的革命道路走对了——当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是许多事情也使我纳闷：毛主席叫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我身边的这些贫下中农没有文化，他们否认他们有“再教育”的资格。山区农民的思想境界也不高，张“泡苕”就经常当着女知青的面，唱些猥亵的山歌，讲些下流的龙门阵。同时，阶级路线也贯彻到这里。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了，还要挨整。场里有个雷义康，听说出身有问题，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出身问题。这个瘦削的“小老头”，其实当时才四十多岁，是被街道居委会骗，说有工作做才来的。他是个孤人，重庆已没有了家。场里要搞阶级斗争，非要树一个斗争的对立面不可，就经常把这个可怜的“小老头”拉出来批斗，或拉到熊熊燃烧的篝火前“烤火”，或在烈日下曝晒，要他“交代问题”……我们都知道他并无什么问题可交代。其实老雷人很忠厚，喜欢帮助人，大家都很喜欢他。这都是那个姓蒲的场长在装怪。一些知青生了病，起不了床，也被那个生性暴躁的张“泡苕”拉到烈日下曝晒以示惩罚。还有一个知青的母亲在重庆去世，想请假回去，竟然不批准。也有当地领导，调戏女知青的事……这些现实中的事情一次一次加深我对“再教育”的怀疑。对中国社会的真正了解，即真正的“再教育”则是从一九六九年取消社办场，全体知青插队后开始的。
我们七个知青一起插到草坝公社三大队六队，住在“菌子坪”一间木头房子里。把我们算上，菌子坪共住了三家人，另外是贫农组长王松柏一家，“地主”蒲乾龙一家。刚去时，正当青黄不接的春季，两家人都在吃野菜，日子艰难至极。蒲乾龙的老婆让我们换一碗白米饭给她才一岁多的小儿子吃，她用来交换的“饭”全是野菜，里面还有扎伤过知青的那种酸涩的“红籽儿”。当知青多年来，只有深入到生产队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
记得我们向农民宣布，我们是来接受他们“再教育”的，朴实憨厚的农民们脸上顿现惶惑：我们连文化都没有，怎么再教育你们？只有你们教育我们才对……我们又说：是毛主席要你们再教育我们的，这些从未出过大山的农民没话可说了。但事实上，我们的确受到了生动的“再教育”。王松柏在“忆苦思甜”时，让我们惊愕万分，至今记忆犹新：“思甜”竟从他帮地主当“长年”谈起，到“互助组”结束止；而“忆苦”则是从一九五八年谈起，到“人民公社”结束止。所谓“思甜”，也不过是交完租子后尚能吃饱饭，过年时东家提一刀腊肉来看佃户等等，然而“忆苦”，就可真是苦不堪言了。我们问“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回事，王松柏详尽地谈到那些年的天气与今天的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没饭吃，就是因为要炼钢，要“超英赶美”，要“大办钢铁”，在大巴山里也是挨家挨户捜尽了一切铁制的东西（包括铁锅、菜刀、门扣等）。精壮的劳动力全去炼钢，老弱妇孺去秋收秋种，结果是该收的没收回，该种的没种下，加之一九五八年开始所谓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全民大吃“公共食堂”，吃尽了余粮。一九五九年春季，全国性的大饥荒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一年。王松柏和其他当地农民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八年前那种惨绝人寰的场面：人们吃野草，吃树皮，吃白泥巴，难以计数的瘦骨嶙峋的人们在家里，在路上，在干活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连续三年的饿饭，难以忘记的可怕感觉。六队究竟饿死多少人，没有统计，有的家庭竟至死绝！这时，我们才知道，王松柏何以要思那种“甜”，要忆这种“苦”了。老实巴交的王松柏没有乱编，“自然灾害”是不真实的，苏联逼债也是借口。至今想来，这或许是贫下中农在那个年代给我们“再教育”上的最深刻的一课！
其实，又岂止是农民没人关注，就是我们这批知青——今天我们才知道“上山下乡”真相——不也是被失业困扰的社会抛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自生自灭的么？有一年冬天，我去六大队看望一个原茶场知青唐安明。唐安明的父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我们都叫他“烈属”。母亲改嫁，就把他这个“包袱”扔到了大巴山。这位与重庆几乎断绝了关系的“烈属”，从此孑然一身。我们有父母的，家里还不时寄点钱来，还有父母可念想，可唐安明就没有这个福分了。我去那天，正是漫天大雪。他的“家”其实只是一间房，十来个平方，除了一张用木方和葛藤绑成的床外，没有任何家具。**铺着一些稻草和一领破草席，加上一床黑乎乎的被盖，就是全部家当了。屋顶上仅有三分之一的地方盖着瓦，透过根根椽子，你可以直接看到乌云密布的天空和不断飞进房中的雪花。这是一间里外几无区别的冰窑。大巴山的冬天，气温一般都是在零下。我不知道唐安明怎么生活？在他那木床下，用一块木板隔着的，只有一大堆土豆。穿着一身破中山装的唐安明讪讪地请我们进屋，但除了他那张床，在这间房子里没法坐。唐安明从他床底下拿出几个洋芋来，要烧给我们吃……如果他那朝鲜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父亲在天有灵，知道他留下的宝贝儿子在“广阔天地”中的如此境遇，这位烈士会怎样想呢？
几年后，我回到重庆当了轧钢厂的工人，在大街上再遇到唐安明，他已经疯了。才二十多岁的唐安明已满头花白，蓬头垢面，一双本来不大的眼睛茫然四顾，口中念念有词，在街上蹒跚走着。身上仍是一件肮脏破烂的中山装（不知是否还是在大巴山的那件)。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中沉重得像压了块巨石。他为什么要回来？他怎么回来的？他有家吗？他现在怎么过？唐安明可是烈属呵……
原茶场四十来个知青，死了一个，那是因家庭变故断了后援的喻应强，一米八的大块头， 仅仅肺病就让他在大巴山丧了命；疯了三个，除唐安明以外，还有两个女知青。石窝公社的女知青林静也死了。林静插队与我相距不过十来里，我每次去交公粮，都要从她的住地前经过。林静是“资本家”的千金，原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初六五级的学生，如花似玉一般的人，听说中学的老师都追求她。我每次去，她都热情地款待我。我记得林静爱去摸鸡屁股，看是否要下蛋了。林静属于最惹人怜爱的女孩，死时才二十三岁。听说也是死于原本可以治好的病。回想当年在两路口昏暗的路灯下，送别子女的那些妈妈，她们当时会知道自己儿女的“革命行动”及“再教育”会是这般结果么？
唐安明、喻应强、林静们，疯的疯，死的死，还有那些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无数的农民，皆属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痛苦和灾难，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以至我们这些曾听说过或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很难记住若干真实的细节了。历史却还要朝前走，以后，人们更难再记住他们了。在接受了如此的“再教育”后，人们是很难再回到过去，很难再相信一度信奉的“精神”。我也的确是在经历了多年的这种“再教育”后，告别了过去的观念与行为，告别了天真与幼稚，当然也告别了“革命”和“再教育”本身，以脱胎换骨般全新的身心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