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应当按学校安排赴通江县，由于好友袁克诚要同姐姐去宣汉县，我也就随他姐弟一道去了宣汉。临行前结识大坪中学初六四级五班的王飞——他也将随其父亲任教的市二中的同学一起到宣汉去。
解放牌货车披红挂彩地载着我们爬行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车上的年轻人兴奋得不得了。唱啊，嚷啊，笑啊，没有一丝悲戚，没有一丝眷顾，更没有一丝离愁别绪。笑够了，闹够了，车上的人不知为啥又争论起来。“我们学校并不比你们二中差，我们的校长是王朴烈士的夫人！”一看，是王飞与二中的同学在较劲。“我们班长是全国青年射击比赛的冠军！”“我们的美术老师张可鉴是有名的画家！”“我们校足球队可与七中匹敌！”我和袁克诚立即加入了维护学校尊严的战斗。争论到后来，话题又转了，大家都静静地听王飞讲述他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是如何在前些天里，冒着大雨，淌着热泪，手上高举着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录取通知书》，在大街上悲壮地游行的事来。他的表情是那么的激动，那么地气吞山河，但我们也分明听出了他内心的种种无奈……
到宣汉县住了两天之后，我们听到一个喜讯：老红军出身的苟县长要接见我们。就在当年红四方面军许世友军长的军部所在地——简陋的县委会议室。我们端坐在木条钉成的椅子上，聆听着革命前辈的教诲。苟县长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给我们讲话，他告诉我们宣汉县是革命老区，人民是伟大的、勤劳善良的，知识青年是可以在艰苦的环境里发光发热的。由于秘书的多次劝说、阻拦，苟县长讲话的时间很短，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有第一句，就是他称呼我们为“年轻的朋友们”。听到这句老革命对我们的称呼，我们感到周身热乎乎的，仿佛每一根血管都在膨胀。接下来，县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与带队干部和我们大家一同商量决定我们的去向。我们一个劲儿地要往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走。宣汉县最远就算樊哙区了，由于当时交通中断，我们被安排去土黄区，我们带着几分遗憾的心情勉强接受了这个安排。
经过几天跋涉，终于来到了土黄区。由于连日天降大雨，我们在土黄街上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为了迎接“十·一”，有人提议大家搞一个节目作为给乡亲们的见面礼。我们选定了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却为找不到一位合适的指挥犯愁。试了几个都不满意，忽然听到一声“我来！”大家一看是王飞。他神情凝重地站在指挥席上，起音，挥动手臂，四拍子拍点准确，大家唱得也带劲。当唱到“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时，指挥那双手由上下挥动突然改变成了水平滑动，就如在水里摸鱼的动作，合唱队哄然大笑。笑过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地发出了弹劾令：“不行！不行！要是在舞台上你这样摸鱼，我哪里还忍得住！”“这么严肃的歌曲绝不允许不严肃的指挥！”无可奈何，倾注**于手臂的“天才指挥家”便被大伙儿无情地赶下了指挥台。事后他向我提起这事时，还忿忿地说：“这些人哪懂什么音乐！”
“十·一”的演出是成功的，除了大合唱，王飞还登台独唱了《我是一个兵》，土黄公社的川戏队也为我们表演了川戏。晚宴是在公社办公室楼下的大厅举行的。说是大厅也不过八十平方米，挤挤地摆着八仙桌。当公社领导们讲完话，依次向我们祝酒之后，宴会达到**。人们相互祝酒，相互勉励，抒发着革命**，憧憬着美好未来。猛然间，屋子里响起了一声霹雳：“请允许我以革命的名义……”大家抬眼一望，王飞已站在了板凳上，他双手高举着一只土碗，已快碰到倒悬于屋梁上的汽灯：“向在座的各位领导和贫下中农敬上一碗拜师酒，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学生了，我要虚心向你们学习劳动、生活的本领，学习你们的优良传统，做一个优秀的革命后代。请在座的各位同学监督我。”说完，他仰头将碗里盛着的半碗茶一饮而尽。公社书记带头为他鼓起掌来。事后我想，王飞的话，也是大家的心里话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