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间，老友邓鹏（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从美国回来，到成都时住我家。明年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祭，他回来正是为了筹划出一本关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社办场”落户的重庆知青的回忆文集。他动员我也写篇相关的文章。他健忘了，我是一九六九年下乡的，不属“社办场”知青群体；但我的姐姐刘嗣阁是。为回应邓鹏等人积极抢救这个知青史中的空白的义举，我决定从我的视角写些纪念我姐姐的文字。她下乡八年，病逝前还在大巴山一所山村小学当代课教师。她的逝世，我是有责任的，我没有保护好她。如果不是应邓鹏之约，我决不会撕开心底的创伤，因为——我不该一人先离开农村去一所工厂，而把她孤零零地留在山村；我不该连久治不愈容易产生病理变化的医学常识都不懂，而错过了她最佳的治疗时间；我把她从山里接出来，不该途中折回工厂，而让她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一人返回重庆；她亲自抄录有陈辉《十月的歌》的笔记本，我也把它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