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間，老友鄧鵬（美籍華裔學者，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海波因特大學曆史學教授）從美國回來，到成都時住我家。明年是他們那一批知青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祭，他回來正是為了籌劃出一本關於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到四川省達縣地區“社辦場”落戶的重慶知青的回憶文集。他動員我也寫篇相關的文章。他健忘了，我是一九六九年下鄉的，不屬“社辦場”知青群體；但我的姐姐劉嗣閣是。為回應鄧鵬等人積極搶救這個知青史中的空白的義舉，我決定從我的視角寫些紀念我姐姐的文字。她下鄉八年，病逝前還在大巴山一所山村小學當代課教師。她的逝世，我是有責任的，我沒有保護好她。如果不是應鄧鵬之約，我決不會撕開心底的創傷，因為——我不該一人先離開農村去一所工廠，而把她孤零零地留在山村；我不該連久治不愈容易產生病理變化的醫學常識都不懂，而錯過了她最佳的治療時間；我把她從山裏接出來，不該途中折回工廠，而讓她拖著癌症晚期的病體一人返回重慶；她親自抄錄有陳輝《十月的歌》的筆記本，我也把它弄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