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辦場”知識青年產生於國家極“左”思潮的上升時期，這批因家庭問題的牽連而讀書無門的城市知識青年成為各種政治運動的犧牲品。他們在一度沉淪之後，突然發現到農村去，到邊疆去似乎是他們的一條出路，因為當時的各種政治宣傳給他們展示了這條出路的美好前景。於是，他們懷揣《勇敢》《牛虻》《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普希金的詩歌……流著熱淚，義不容辭，走向大山，走向邊陲。他們告別故土，到遙遠而陌生之地去尋覓自己的價值所產生的悲壯，似乎在亞瑟、保爾以及“十二月黨人”之中都能找到結合點。他們的行為感性多於理性，屬於布爾喬亞的這批青年學生開始走上用青春賭明天的征途，去體驗一種完全未知的生活，把自己的命運同“廣闊天地”緊緊聯係起來，具有很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是光彩奪目的極具悲劇化的一批中國青年。
我姐姐劉嗣閣就是這批知青中的一種典型。她多愁善感，富於幻想；她的心地像一潭秋水般純淨，對人常常熱情似火。知青朋友都叫她“浪漫”。她離開人世已三十年了，但音容笑貌仿佛還在昨日：在煤油燈下忘情地閱讀《牛虻》，聽任淚水在臉頰上流淌；臨終前在病榻上，還深情地哼唱著俄羅斯民歌……
在人生路上，她僅僅走過二十七個春秋。她的命運同家庭背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是當時決定年輕人前途的重要因素，似乎不可逆轉。這種政治色彩到“文革”結束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淡化。至今，這種“血統論”留下的陰影還在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們腦海中揮之不去。
我們的父親在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重慶北碚從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並為北碚的建設和解放做出了貢獻。一九五〇年父親從北碚調到重慶，被當時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任命為重慶市工商管理局重要幹部，繼而又成為重慶市商業局重要幹部。一九五五年在黨內“審幹”運動中突然失蹤（一說“自殺”，至今對此無定論），一九五六年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作黨內除名處理。“文革”結束後，一九八〇年前後經組織甄別並恢複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