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办场”知识青年产生于国家极“左”思潮的上升时期，这批因家庭问题的牵连而读书无门的城市知识青年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们在一度沉沦之后，突然发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似乎是他们的一条出路，因为当时的各种政治宣传给他们展示了这条出路的美好前景。于是，他们怀揣《勇敢》《牛虻》《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普希金的诗歌……流着热泪，义不容辞，走向大山，走向边陲。他们告别故土，到遥远而陌生之地去寻觅自己的价值所产生的悲壮，似乎在亚瑟、保尔以及“十二月党人”之中都能找到结合点。他们的行为感性多于理性，属于布尔乔亚的这批青年学生开始走上用青春赌明天的征途，去体验一种完全未知的生活，把自己的命运同“广阔天地”紧紧联系起来，具有很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是光彩夺目的极具悲剧化的一批中国青年。
我姐姐刘嗣阁就是这批知青中的一种典型。她多愁善感，富于幻想；她的心地像一潭秋水般纯净，对人常常热情似火。知青朋友都叫她“浪漫”。她离开人世已三十年了，但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在煤油灯下忘情地阅读《牛虻》，听任泪水在脸颊上流淌；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深情地哼唱着俄罗斯民歌……
在人生路上，她仅仅走过二十七个春秋。她的命运同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当时决定年轻人前途的重要因素，似乎不可逆转。这种政治色彩到“文革”结束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渐淡化。至今，这种“血统论”留下的阴影还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们的父亲在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重庆北碚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为北碚的建设和解放做出了贡献。一九五〇年父亲从北碚调到重庆，被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重庆市工商管理局重要干部，继而又成为重庆市商业局重要干部。一九五五年在党内“审干”运动中突然失踪（一说“自杀”，至今对此无定论），一九五六年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作党内除名处理。“文革”结束后，一九八〇年前后经组织甄别并恢复党籍。
由于父亲出事，整个家庭翻了个面。姐姐从当时就学的重庆人民小学（前身为“二野”子弟校）转学到家附近的太华楼小学，小学毕业后就近升入重庆市第五十一中学，初中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巴蜀中学）。一九六五年她高考落榜，这本在意料之中，因为当时国家已处在“文革”前夕，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极“左”思想达到顶峰，像我们这种“家庭政治历史不清楚”的子女自然因当时的政策被排斥在学校门外。
一九六五年底，姐姐同本校数十名落榜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下乡。下乡的地方在川陕交界之处的万源县，那是大巴山腹地，离重庆四百多公里路程。到了万源县城还得继续坐上汽车，在简易公路上颠簸大半天，经过弯弯山路，才能到达草坝公社。下车后再背上自己的行装，翻越几座山岭，步行数小时后才能最后到达目的地——星火茶场。
说是茶场，其实是一片荒山野岭，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他们先开荒挖地，再种上茶树苗；同时还学种苞谷和蔬菜，以及喂猪等，解决自己的生活。正如毛泽东曾说的那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姐姐在寄来的第一封信里热情洋溢地叙述了他们刚去时的艰苦生活，描绘了大巴山的壮美，流露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其乐观情绪深深感动着我们弟兄。信曾在我的同学中传阅，几十年后至今还有同学津津乐道她信中的话语。记得在信中列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欲更高处观日出一千八百米觉低觉低觉低”，下联是“想多为国献财宝四万二千亩嫌少嫌少嫌少”，横批是“壮志凌云”。据说对联是同场的知青邹克纯写的，当时邹先生才十六岁。这真是一副好对联，其磅礴大气曾感动了不少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信中还夹有一张星火茶场全体社员的合影。至今凝视那张合影，那张张年轻的俊美的脸上挂着纯洁和无邪。后来他们的幻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社办场”在“文革”开始被陆续解散，知青们在一九六九年散落到所属公社的各个生产队里。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经历十分悲惨，甚至有人告别了人世。那是个盛产悲剧的年代，每一个知青都有一出家庭悲剧或个人悲剧。在那个年代，悲剧仿佛没有落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