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们在“社办场”的那段经历了解并不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和同学陈和威随下乡的洪流也到了万源县草坝公社，落户在一个小山村，于是开始同姐姐她们那批“社办场”知青一起生活了。
姐姐同生产队里的农民相处十分融洽。落户前，我到姐姐所在的生产队小住一段，队长的儿子杀自己家的狗，拔自己家地里的萝卜，煮自己家的腊肉招待我；左邻右舍的大娘大婶不是送米面就是端来咸菜，把我当成远方来的客人。在知青中，姐姐也很有人缘，下乡前，我在重庆家里，通过姐姐认识了很多草坝公社的知青，有些虽然不曾见过，但从姐姐的口中，早已耳熟能详，以致后来见面，似乎已是朋友。在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纯正，志向远大，但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们离开学堂，到偏远的大巴山来寻求“理想”。卢晓蓉、邓鹏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落户生产队后，我生活的杨家湾和邓鹏生活的挂鼓崖仅隔一条山沟。我第一次打柴就是他帮我在那条山沟里砍伐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身上仍然充满书卷气，那时他已在农村生活了整整五年。后来在炼铁厂里，我们又一起生活了七八年。从他们身上，我阅读到一批“社办场”知青忍辱负重、奋发向上、终成正果的人生轨迹。
我在大巴山里的小山村生活了一年，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和陈和威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木房子里，悬空的楼板下圈养着房东的牛，四壁透风，我叫它“风雨楼”。雪粒儿顺着瓦隙飘落在被盖上，夜晚牛铃声伴我进入梦乡，门前那株孤独伫立的白杨树，易家妹子那双黑又亮的大眼睛……构成了我对那段生活的基本印象。我们与当地社员相处融洽，生活还算平静，比起在城市里所受到的屈辱，可算是一种解脱。
我下乡是为了寻求解脱，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无奈的悲观；而姐姐却是为了追求缥缈的憧憬，表现出一种单纯的冲动。
记得初次到草坝公社，路途上耗费了两天。第二天傍晚，人已累得精疲力竭。突然姐姐用手一指，兴奋地喊道：翻过那山就到草坝公社了。我抬头一望：四周的山坡上全是一行一行的茶树，半人高，虽临近冬季，仍然青青的；山腰以下全是梯田，庄稼已收割，田里蓄满了水，夕阳下泛着橘红的光。突然，“哦——嗬——”一声长长的吆喝响起，顿时四周的山醒了，一幅立体场景活了。原来对面山坡上，一个背着背篓的农夫，用“丁”字形木杵托住背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巴山背二哥的印象太深了。
姐姐激动起来，似乎回到了久别的家。她接过我肩上的行李挑子，大步朝前走去。
我的心却沉下去了，这难道就是我将要生活的地方吗？那山的背后是更高更大的重山远岭。太阳的余晖透过云缝斜射出来，给山巅留下一条光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脑海里浮现出这两句诗，但我不太喜欢李商隐的这两句诗，因为它的意境太低沉，尤其在那个时候。刹那间，一切兴奋和新鲜全没了，只有乡愁。我开始留恋刚离开两天的曾带给我无数苦痛的那座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