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她們在“社辦場”的那段經曆了解並不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和同學陳和威隨下鄉的洪流也到了萬源縣草壩公社，落戶在一個小山村，於是開始同姐姐她們那批“社辦場”知青一起生活了。
姐姐同生產隊裏的農民相處十分融洽。落戶前，我到姐姐所在的生產隊小住一段，隊長的兒子殺自己家的狗，拔自己家地裏的蘿卜，煮自己家的臘肉招待我；左鄰右舍的大娘大嬸不是送米麵就是端來鹹菜，把我當成遠方來的客人。在知青中，姐姐也很有人緣，下鄉前，我在重慶家裏，通過姐姐認識了很多草壩公社的知青，有些雖然不曾見過，但從姐姐的口中，早已耳熟能詳，以致後來見麵，似乎已是朋友。在他們中間，大多數都是非常優秀的青年，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純正，誌向遠大，但因為家庭的原因，他們離開學堂，到偏遠的大巴山來尋求“理想”。盧曉蓉、鄧鵬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落戶生產隊後，我生活的楊家灣和鄧鵬生活的掛鼓崖僅隔一條山溝。我第一次打柴就是他幫我在那條山溝裏砍伐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的身上仍然充滿書卷氣，那時他已在農村生活了整整五年。後來在煉鐵廠裏，我們又一起生活了七八年。從他們身上，我閱讀到一批“社辦場”知青忍辱負重、奮發向上、終成正果的人生軌跡。
我在大巴山裏的小山村生活了一年，時間不長，但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和陳和威住在一個破舊的小木房子裏，懸空的樓板下圈養著房東的牛，四壁透風，我叫它“風雨樓”。雪粒兒順著瓦隙飄落在被蓋上，夜晚牛鈴聲伴我進入夢鄉，門前那株孤獨佇立的白楊樹，易家妹子那雙黑又亮的大眼睛……構成了我對那段生活的基本印象。我們與當地社員相處融洽，生活還算平靜，比起在城市裏所受到的屈辱，可算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