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冬，在农村生活了一年后，可能因为表现好且同生产队干部关系较好的缘故，我和陈和威，还有卢铿等几十名知青一同被推荐到当地一所大型炼铁厂工作。
一九七一年秋，姐姐被草坝公社小学借调去当代课教师。姐姐长得不漂亮，但还算端庄，眉目间透露出城市女孩的温和；衣着朴素整洁，白色或者粉色的内衣小领反衬着灰蓝色的外套；她语速快促，似乎总想急于表达自己的意思，说话时脸颊通常红扑扑的……在这里，她认识了四川师范学院毕业的数学教师唐开俊。在这之前，她还有两次“恋爱”，对方都是高中时期的同学，但都很短暂。遗憾的是，直到她去世，她和唐老师都未成婚。
一九七二年暮春，听说姐姐病了，是腹泻，长泻不止，继而便中带血。我赶到草坝公社，她显得十分憔悴，但还在坚持上课。她在初中班代课，教数学。老师们说她讲课深入浅出，教学中贯穿了华罗庚的“列举法”，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她一堂课要上厕数次，但学生们很懂事，教室里安静极了。即使病得如此严重，她也没有请过一次病假，因为她知道，只要一离开，这个岗位就不是她的了。
当时，万源县境内正在修筑襄渝铁路。我带她出山看病，在罗文场附近一个“民兵团”（筑路民工队伍）的卫生所里被诊断为“阿米巴痢疾”。于是，我们松了一口气，写信给重庆的妈妈。两天后，我也回工厂去了。
入冬，姐姐托人捎信给我，说仍然便血不止，吃了很多“鸦弹子”（中药，味苦，治“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仍不见效，妈妈来信要求迅速返渝治疗。我第二次赶到草坝，她已无法上课，便血呈桃红色，人极度消瘦。学校领导和老师催促我们尽快出山治疗。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她还在叨念着班上的学生：明年就要报考高中了……那天夜晚，狂风呼啸，窗纸和户外的大树呻吟了一整夜。我眼睁睁地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整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早晨，我们搭乘一辆货车，蜷缩在车厢的货堆上，迎着大巴山无情的乱飞的雪朵出山了……后来，我在炼铁厂子弟校教书的岁月中，曾有好几个陌生的年轻人来看我，说是刘嗣阁老师的学生。我知道，他们还念记着我姐姐。
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在万源县城里知青朋友的帮助下，没费多大周折，姐姐住进了万源县上医院。三天后，一位女医生拿着化验单慎重告诉我，姐姐腹部有包块，疑是肿瘤，要尽快赶回重庆大医院检查治疗。当时，对于血气方刚的我，尚未把这个包块放在心上，以为只要回口到重庆即可治愈；对于疾病带给人体、带给家庭、带给亲友的痛苦和影响，还没有经历过、没有承受过；对于政治歧视以外的打击还没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