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林场坐落在大巴山深处，林场的成员由重庆来的几十名知青和当地几位农民组成。公社专门指派了领导我们的场长和指挥员（原为本地生产队长之类的农村基层干部）。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重庆，来到真正的山区农村。很快，知青们受电影《青山恋》的影响产生的对大山的神秘感、新鲜感和知识青年的使命感便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便是在老场员的带领下，在需要挖一个蹬脚坑才能站得住人的陡峭山坡上，从事垦荒、挖地、点麦子、点苞谷、挑粪、背灰（用草木灰加粪拌和而成的肥料）之类的劳作。林场（实为农场）的生活是单调、枯燥而乏味的。每天的出工、收工时间全凭老场长的生物钟掌握，天一亮便出工，天不黑不收工。缺油少肉、低劣且定量的伙食，让我们这群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年轻人，真切地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在饥饿状态下从事高强度劳动的滋味。
林场艰苦的劳作和身体的煎熬，大家尚能默默地忍受，而文化生活的奇缺和匮乏则苦不堪言。当初不知是哪个知青带来的几本鲁迅的杂文，早已被大家传着翻阅变成了“油渣”。没有书读，没有精神营养的日子是苦闷、难熬的。大家慢慢地意识到，物质生活的艰苦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善，要面对现实的生存环境，就不得不学会承受、学会吃苦。但承受和吃苦不等于将自己演变成甘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纯粹的体力劳动者。何况十六七岁正是人生多姿多彩的花季年龄，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尽管成长是艰难的，可日子还要过，生活还要继续。
受“油渣书”的启示，在林场团支部的倡导下，知青们发起了精神自救的捐书举动。几十个人的林场，哪怕一个人捐一本书，不就是一个藏书几十本的小小“图书馆”吗？于是，“图书馆”里就有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茶花女》《巴金文集》《欧阳海之歌》《唐诗三百首》《中外名歌200首》《农村实用手册》等中外名著和农业知识读本。甚至还有人将读过的初中课本如语文、数学、英语和《英语九百句》也捐上来了。这小小的、资源共享的“图书馆”犹如注入我们近乎干涸的心田的一股清泉，起到了暂时的滋润和调节作用。但，随着其后“文革”的到来和社办林场被砸烂，我们这小小图书馆的寿命也就告终。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虽然它仅如流星般稍纵即逝，但当它划过天空的那一刻，是美丽的，而当初受惠于它的人是心存感激的。
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林场与外界的连接当时主要靠一份《宣汉报》，为了让林场唯一的一份要晚到十多天才能读到的《宣汉报》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让大家尽可能多的有机会汲取到那有限的外界信息，我主动承担起保管报纸的任务，并特地用竹子做了一个简易的报夹，及时装上新报、换下旧报，将其置于人员相对集中的食堂的一隅。换下的旧报我小心地把它收藏起来，放到宿舍里，以便大家查阅。殊不知，我自认为是一种学雷锋做好事的行为，但在当时“文革”“群众斗群众”的时期，竟被冠以“窝藏党报，对革命群众封锁党中央的消息”的罪名。这使我茫然而不知所措，现在想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知青们毕竟年轻，不甘空虚和寂寞，只能自己为“无味”的生活加佐料、添色彩，自寻其乐。在我们这批知青中唯一一位会几种乐器的彭圣平的带领下，林场的男男女女几乎人人都花了几元钱，各自买了一把质低音劣的二胡。每天晚饭后，在晒坝上、房檐下、火塘旁，总有“叽叽嘎嘎”、杀鸡杀鸭般的噪声充塞于耳。不过，在他这位“导师”手把手地指教下，最后，居然有几位还真能像模像样地拉出《良宵》《赛马》《光明行》《旱天雷》《三门峡畅想曲》等曲子来。这些“手艺”在后来的文艺会演中，倒真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