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竹 孟继明
作者简介
孟继明，男，一九四八年出生，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初中毕业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上山下乡到大竹县石子区石子公社林场。一九七〇年参加襄渝铁路民兵团文艺宣传队，一九七二年招入大竹县糖果厂，一九七七年调回重庆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作至今。
一九七五年，我已从插队落户的农村调到大竹县糖果厂工作三年了。爱人吴文学，也是我们一个林场的知青，她已于一九七一年调回重庆，在某军工厂医院工作。这一年春天，吴文学探亲来到大竹。有一天傍晚，我和她吃了晚饭，闲着没事（那时没电视看，电影也只有很少的几部），我说：“走，到桂世才那里去，他现在是县邮电局局长。”
我们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上山下乡的，桂世才原是我们下乡的石子区的区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中，桂世才是我们区里的最大的“走资派”。他，一副领导人常有的大脸，高高的个子，挺着一个大大的将军肚。在批斗走资派时，我们——当时的“红闯将战斗队”曾把他押到我们所在的石子林场批斗。奇怪的是，他对我们这些“红闯将”知青造反派，不但不怨恨，反而更喜欢同我们聊天，给我很深的印象。
这天，我和我爱人怀着稀奇和探秘的心情，来到他在县邮局的宿舍。
桂世才一见到我们，很高兴，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几件简单的家具一点不显眼。
我们一坐下，他就急不可待地打听其他知青的工作、生活近况。谈到我们石子林场的知青，他轻轻说：“你们林场的知青正派、上进、幼稚……”
确实，“**”前，我们本应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学习，用知识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我们却早早地当上了“知识青年”，来到社办林场接受再教育。由于“正统思想”是我们林场的主流，所以我们只认定“努力改造世界观，当好红色接班人”。这些知青，大多数都是重庆二十一中、二十九中、解放碑民办中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其中有几个是共青团员，有的曾担任学校共青团委委员。因此，我们从建场开始就建立了团支部。在他们的带动下，建立了各项制度，林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上出操，饭前集合。连吃饭也专门成立了一个“生活委员会”，每月讨论一次食谱，交给伙食团长去执行，每到月底，团长向“生活委员会”汇报当月伙食支出细目。每逢节日，还要排练文艺节目，到公社去演出。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我们粗糙的演出也大受欢迎。林场和谐的气氛，不但使我们很快地适应了艰苦的劳动，而且我们的身体也长壮了，大家都十分热爱这个集体。当时，林场有两个知青，一个患肝炎，一个患关节炎，公社为了他们能尽快恢复健康，根据国家政策，准备把他们病退回重庆。但他们知道后，向公社领导写决心书，表示坚决不走，最后终于留在了林场。
石子区卫生所有两名年轻的女护士，居然羨慕石子林场的知青生活，申请辞去工作，要到石子林场来当知青，过年轻人特有的充满朝气的生活。区里另一个林场有个知青，也申请到石子林场，他说，石子林场是“共产主义”。我们林场是不许任何人吸烟的，逼得个别有烟瘾的同学只好躲在厕所里偷偷吸……
在同桂世才的摆谈中，我们回忆了当年批斗他的情形。
那是“**”中一个栽秧的季节。一天，我们知青们正在田里忙着栽秧，有人发现山下的小路走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特别高大。这个人是谁？走拢一看，原来是桂世才。大家都不栽秧了，围着桂世才一起回到林场。
桂世才，当时是石子区的第一大当权派，平时高高在上、不苟言笑，和我们知青很少接触，我们只能在全区知青大会上，听他做报告。后来在批斗台上，见到他挨斗的样子，又可怜又可恨：可恨的是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怜的是他在台子上被“触及肉体”时的狼狈样子。当时，我们“红闯将”有两位知青，一位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一位任公社革委会委员。能把桂世才押到我们林场来批斗，也可以看出我们“红闯将战斗队”在石子区造反派中的地位。
这样，桂世才就在林场被我们批斗了。
桂世才来到林场的第二天清晨，我们还沉睡在甜蜜的梦乡中。突然，寝室外响起一阵阵急促的哨声，一声声低沉而严厉的催促声打破清晨的宁静——“紧急集合，紧急集合！”这时，天才蒙蒙亮，只见大家陆陆续续跑向球场，我迷糊地发现，队长已站在那里等我们了。“立——正，向右——看齐，稍——息。”我们站好了队，才见桂世才跌跌撞撞地走来。他刚刚走到队伍旁边，队长的训斥就开始了，声音不大，但十分威严。在空旷而寂静的球场上，这声音使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桂——世——才，你是咋个搞——起的，你看，我们造反战士都到了，你现在才来。嘿！你以为你还是官哦——琢木官！你到林场来，是接受改造的，是来接受脱——胎——换——骨改造的，而不是来享福的……”
后来队长说了些什么，现在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是教训桂世才的话。最后，队长要求我们“红闯将”战士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同走资派划清界限，同他们斗争到底，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些道理，那时我一时理会不深，但总感到这个任务非常非常之光荣，接受它，就是接受“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洗礼”，就是保卫“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就是同自己父母划清界限。于是我们押着桂世才去栽秧。
在栽秧时，大家想方设法给桂世才出难题，看他出洋相，让他的肉体受点折磨，让他也体验体验久违的劳动。那时在造反派口中不是经常说“要触及灵魂，就必须先触及皮肉”吗？当时，我们个个已是栽秧的能手，栽得又直又快，桂世才始终跟不上我们。他挺起的将军肚，弯腰很吃力，把他累得不行，他不得不时时伸直腰休息休息。这时，田中立即就会七嘴八舌地大叫大喊：“不准伸腰杆！”“走资派，老实点！”……他尴尬地笑笑，立即又弯下腰栽起来。仅栽完了一行（约一百米），他就瘫倒在田埂上了……
休息的时候，就同他开起玩笑来。
这个知青说：“桂世才，你每个月工资八十多块，我们才两块钱（那时国家每月拨给我们十块钱的伙食费，两块钱的零用钱），太不公平了，我，以造反派的名义宣布：从这个月起，你的工资，我们拿来打平伙。”在场的知青哄笑着：“要得，要得！”这时，桂世才靠在田坎上，显得尴尬又无可奈何，说：“工资嘛，是党和毛主席发的。”
那个知青说：“桂世才，你讲你见过毛主席，你说你看到毛主席一屁股就把藤椅坐满了，长得和你一样胖。你娃娃胆子大哟，你居然污蔑说毛主席和你一样胖，毛主席是健壮哟，而你——是，虚——胖！”引起一阵哄笑。
另一个知青说：“栽一行，你就伸这么多腰杆，你没得腰杆吗？嘿！你不老实改造呀？是对毛主席不忠哟！”
桂世才看着说话的人，赔笑着，嘴里不知咕哝着什么，似答非答地说：“我……我……肚子……身体……”他话还没说完，早已响起一片起哄声、口号声：“要他在田坎上向毛主席认罪！”“要他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罪！”
……
那时，我们感到好像压抑很久的一股气爆发出来，无比的痛快。看来世界上每个人都愿做凌驾在别人头上、任意戏弄别人的主子，而不愿去当那受人摆布、受人愚弄的奴才。
中午，我们挑着空箩筐回林场吃饭。饭前集合时，才知道今天中午要吃“忆苦思甜”饭。我们端起一大盅稀汤汤的苞谷羹，只见里面夹杂着一些我现在也叫不出名的野菜，下饭的菜就是炒锅里刮下来的南瓜皮和辣椒渣。那时，在许多运动中，都时兴这种“忆苦思甜”，它要我们去同解放前被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贫下中农比较，去体验一下当时贫下中农的贫困滋味，从而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里，离“共产主义天堂”已经不远了，它使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树立“远大的理想”，“心怀世界”，随时准备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被资本家剥削压迫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它只是一种解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很特殊的思想教育手段。当时我们只想到：“糟了，我们跟着桂世才这个走资派吃苦了。”“喝这稀羹羹，怎么经饿？怎么栽秧？这一下午怎么熬得过去？”后来，听说这样做是要杀杀桂世才的威风，可我们却成了替罪羊。据说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的是芭蕉根、观音土，还吃不到我们现在吃的苞谷羹羹呢。
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怎样批斗“走资派”才能算是造反派。我们按照“四清工作组”开批判会那样，尽量在被批斗人过去的言行中，找到一些“封资修”的蛛丝马迹，再组织每个知青“上纲上线”地写批判稿，在批斗会上进行批判。一位返渝造反的知青回来，一看我们的“革命行动”，就指手画脚起来，连连说：“不行，不行，你们是保皇派，你们是保皇派的做法。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给我们讲了重庆“反到底”造反派怎样造当权派的反，怎样斗“走资派”，怎样花样百出……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个知青认为，这个“革命”必须重新来，于是他另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叫“又重来战斗队”。告示一贴出，顿时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毛主席早有名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大家笑话他没有文化，起这个名字反而把自己搞成坏蛋了，弄得这个知青好不懊恼。
“**”初，石子区正在搞“四清运动”。这时从报纸上传来北京红卫兵造反的消息，红卫兵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轰轰烈烈的壮举，使石子林场的知青激动不已，几位知青筹划也要像北京那样成立红卫兵组织。不知什么原因，驻林场的“四清工作组”宣布，这几位知青有问题，妄想成立非法反党组织，对抗党的领导，表示要追查这几个人的政治背景。霎时，林场呈现出一片人人自危、个个局促不安的紧张气氛。要知道，在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唯成分论”的阶级斗争年代里，石子林场知青的父母大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大到四川大军阀，小到一贯道的点传师，随便找点理由就可以拘留你，要你的命，哪个不怕？哪个敢开这种玩笑？
奇怪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几天，工作组又为这几位知青平反，承认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行为是革命的行为。没多久，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张家林场的知青全部都返渝造反，连“四清工作组”都无法阻拦。随后，我们林场的一些知青也造反返渝，另一部分知青留下来成立了“红闯将战斗队”。
为了显示我们“红闯将”也是正宗的造反派，不是保皇派，我们也要狠狠地批斗“走资派”，我们也要夺权，也要创造一点“业绩”，显示我们“红闯将”的存在。于是我们把“沈歪嘴”（石子公社社长沈才全的俗称，面瘫，一说话或一笑，嘴就会有点歪）押到林场来批斗。这天晚上，在林场最大的一间寝室里，在七八盏昏暗的煤油灯的映照下，全场知青围坐在四周，沈歪嘴站在中间，先背诵毛主席语录，后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每个知青都上纲上线地踊跃发言……一阵狠批猛斗后，我们拿出一份预先写好的“夺权通告”，在通告中要沈歪嘴交出公社的全部公章（就是所谓的夺权)。我把“通告”拿给沈歪嘴，要他签字。他开始还不愿，在大家的一再威逼下，只得拿起笔，在“通告”上签了。当时是我首先拿过来的，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那张“造反通告”上他签上的竟是这样三个字：“签个字”。我不知如何是好，立即递给大家，大家看后面面相觑、一片哗然……
这件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也记不清这次批斗会是怎么结束的。“**”后，我在县委大操场碰到来县城开会的沈才全社长，我问他：“你怎么在我们的夺权通告上不签名字，而写上‘签个字’呢？”他说：“我咋个能把公章随随便便交出去嘛。再说，你们夺了权，办错了事，犯了错误，多不好，你们还年轻。”现在想起来，在当时全国夺权的形势下，当权派必须向造反派交权，但沈社长肯定不会把“权”交给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他一定想：万一这些地富反坏右“狗崽子”复辟了，怎么办？他肯定担心运动后不好交代。
后来，这个“权”被另一个贫下中农的造反组织夺去了。不论沈社长当时有什么想法，他在我们知青的心目中，是一个慈祥的领导。我们刚到林场时，他就经常来林场看望我们，关心我们的生活。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很贫乏，公社只有电影队、川剧团来演出，票价不高，好像只要八分钱，那可是一碗小面的钱，我们可以在赶场时充充饥。沈社长为了给我们节省这点钱，经常去给我们说情，要电影队，川剧团支持党的上山下乡政策，否则就是反对党的政策。谁敢！拿大帽子压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免费看电影、看川剧。
在谈话中，我问桂世才：“还记不记得在林场时，限制你抽烟的事？”桂说：“记得，记得！我带到林场的两条烟，全被老余（重庆江北的知青）收了，每天只发我几根，哪里能解我的烟瘾嘛，我只有求老余再发几根。有时，又找不到他，烟瘾来了，把我馋得……真是……”他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水又感叹地说：“当年，你们把我弄到林场去，其实是救了我，知青于我，没有私人恩怨，你们不会对我武斗。在林场里，我等于进了保险箱……”桂世才又接着讲了他在“**”中的危险经历：
“我们当领导的，在平时工作中，肯定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在‘**’中，就有气要出。区里有个干部，因为我没批他入党，对我耿耿于怀。在一次批斗会上，趁我挂着大牌子、弯着腰看不见后面时，竟然用砖头在后面砸我的背，使我几个月都起不了床，至今我还经常背痛。在‘**’后期，支‘左’的解放军发现我的寝室外的地下埋了一个手榴弹，还好，可能受了潮，没有爆炸。不然我已被炸死了，死了他们还会说我是自杀，自绝于人民。所以我说，到你们林场，是离开了危险的地方，虽然你们批斗我，运动嘛，那是‘**’形势的需要嘛。你们并没有加害我的主观动机，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不担惊受怕，我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你们说我是不是反而该感谢你们呢？”
那天晚上，我们摆谈了很久，离开桂世才后，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
现在，我已退休，却经常怀念那本不应该去的地方——大竹县石子公社林场，怀念我在那里度过的青春。因为青春不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可那时青春仿佛不属于自己，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越来越经常被青春的回忆所缠绕。
“**”时期是一段荒唐的岁月，当年我们因年轻、狂热而做出的种种幼稚可笑之举，如今已成为我们知青聚会时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而每次笑谈之后，都免不了几多感慨：人生好似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好像一条跌跌撞撞的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