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源 张弘
作者简介
张弘，男，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生于上海。一九六四年七月重庆六中初中毕业。同年上山下乡到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务农。一九六九年初到四川省简阳县养马区桂花公社插队落户。一九七四年到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本科毕业。先后在简阳县养马中学、简阳教师进修学校教书。现为重庆市政府公务员。
我曾经对一位知青朋友说，知青是中国政治悲剧中的配角。他断然认为，知青连配角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因为配角毕竟还是一个“角”。他这个观点深深刺痛了我，于是我就把“跑龙套者”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是一九六四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虽说是根据当时周总理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指示精神被“动员”下乡的，但之所以会成为城市剩余劳动力，却是和政治运动分不开的。“文革”结束之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运动不断，其多数结果都酿成了不堪回首的悲剧。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到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大讲阶级斗争，实行阶级路线，“造就”了千百万“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生在农村的，不用说已经自动坠入了“地狱”，生在城市的，就成为“城市剩余劳动力”。
我的父亲是“右派分子”。我小学毕业，就被发配到城郊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一年后通过熟人关系勉强回到市区的中学，但初中毕业还是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虽说不算冒尖，但绝不至于连高中也考不上，我初中的一个同学是全班公认的差生，却考上了中专，原因就是他是工人阶级子弟。
高中落榜，“赋闲”在家。当时并不懂事，只听说街道居委会要安排工作，我的一个表姐一九六三年初中毕业后不久，就被安排到冠生园食品厂上了班。这年九月份吧，一个男士到我家来，背着我的面和我母亲嘀嘀咕咕商量了老半天，后来我妈就向我宣布“政策”，到达县地区万源县去当“茶场工人”。
我妈说，来的男士是街道办事处的吴副主任，是来动员我“上山下乡”的。什么叫上山下乡呢？就是去国营茶场当工人，一个月有三十块钱工资，一年后还可以回家探亲云云。
一九五八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后，我就成了“小右派”，在学校抬不起头，在家里也老受“革命”老妈的训斥——老妈要和老爸划清界限，自然要时时刻刻教导我如何如何才不会走老爸的老路。现在，听说可以当工人自食其力，而且可以离家远远的免受老妈的唠叨，自然也就“爽快”地同意了。
后来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骗局，我去的茶场并不是国营的，而是人民公社“社办”的，并且刚刚兴建，茶无一棵，房无一间，一切从零开始。大巴山虽说是革命老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但由于交通不便，富庶的森林物产运不出去，换不来钞票，老百姓的日子形同乞丐，而且越是贫下中农越穷困，浑身的开花棉袄，脏破得让你如同回到了“旧社会”。在这样一个并非穷山恶水但又胜过穷山恶水的封闭山区兴建社办茶、林场，自然并非当地公社所愿，他们只是参与了一场政治运动，承担起一个将城市“牛鬼蛇神”的子女安置到深山老林里的劳动营去“改造”的政治任务。为此，公社专门派了一个生产大队长来当场长，“精心”挑选了一个民兵连长来当指导员，还安排本地的青年农民来“陪伴”知青劳动，唤作“老场员”。据说，建场的启动经费由政府的知青安置办公室划拨，十分有限。公社本来就穷得叮当响，自然没钱进一步投入，加上茶场初建，没有产出收益，所以知青们很快就穷得和当地农民一样了。“茶场工人”名不副实，三十元“工资”成了水中之月，知青安置办公室倒是每月发给知青两块钱的生活补贴，可怜兮兮的可以买点牙膏、肥皂。因此，可以说我们是被骗下乡的。
我们一块去的战友，在学校都是成绩不错的学生，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属于“黑五类子女”，是被动员下乡的对象。这一点，是老知青与“文革”中大规模插队落户或支边的“新知青”的最大区别。新知青是不分出身成分的好坏，一律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老知青下乡则成了“黑五类”子女和一些城市闲散社会青年的“专利”，街道干部一般不会动员“红五类”子女当知青。当然，街道干部大概也知道不能实话实说，于是绝口不提政治上的因素，而把茶、林场的条件吹得天花乱坠，让家长和子女蒙在鼓里，受骗上当。
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老知青就开始身临其境地在政治悲剧中跑上龙套了，而且全都浑然不晓，以为自己到大巴山这个革命的老根据地去是继承红军的事业，闹革命来着，是红色的下一代，殊不知却是“胸前戴着大红花，背上背着黑疤疤”。
政治的骗局总是做得像模像样的，出发时大举欢送仪式，我个人戴没戴大红花倒是记不清楚了，不过肯定在主席台上的知青代表是披红挂彩出尽了风头。一路上，十几二十辆大卡车每到一站，都会受到夹道欢迎。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还专程陪送，一点也不让知青们起疑心。直到到了目的地，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农家四合院里，我才有些恍惚，这哪像国营茶场呀？但是一切已经不可挽回了。
这样的一大批城市剩余劳动力，到了茶、林场到底做了些什么名垂青史的伟业，固然成了历史的笑柄，但在当时开天辟地，也的确轰轰烈烈，既成为各级官员的政绩，也成为年轻人在深山老林里奋斗下去的动力。当这一切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悲剧的力量就不得不催人泪下。
跑龙套者，常在幕后候着，时机到了才会上台绕场一周，摆几个姿势。老知青们在欢迎会上亮相之后，一旦被送到深山老林里，就可以告别观众，到后台去候着了。于是我们一拨人整天窝在荒野里刀耕火种，与现代社会绝缘，一晃就是几年。
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知青和“老场员”倒是打成了一片，情同手足，所谓的劳动关也不知不觉地消逝在满手的老茧里。一边望着那片被自己的双手开垦出的山地，一边做着日益渺茫的回城之梦，革命青年的豪情壮志在备受着煎熬，众多的疑问已经不可能让空洞的革命口号心安理得了。
一天艰苦的劳作之后，知青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强作欢笑的是些什么呢？略记四五：
其一，比吃饭。十几岁的娃娃，正是“吃长饭”的时候。茶场的食堂，记不清多少时候才能杀一头猪，平时里天天顿顿，只有见不到油星的白菜萝卜。主食呢？大半是苞谷。刚开始的时候，苞谷粒被碾成细颗粒，掺进米饭里，后来也许觉得麻烦，于是干脆不碾了，整粒的苞谷籽煮熟了就让娃娃们锻炼锻炼牙齿吧。不多几月，知青全成了大肚汉，于是比谁吃得多就成了一种“乐趣”，连文质彬彬的小知青邓鹏，一顿也可以吃掉二斤四两苞谷饭。不过，知青的口粮是定量的，这顿多吃了，下顿就只有到山林里去采蘑菇，或者偷偷挖些土豆回来，在寝室里煮熟充饥。
其二，抓虱子。下乡没几天，知青身上就发现了虱子，这不是因为肮脏产生的，而是老场员传染给知青的。后来一到休息日，知青们就在太阳底下捉虱子，比谁捉的虱子大，谁身上的虱子多，嘎嘣一掐一个，满手都是血。
其三，打圪蔸。何谓圪蔸？大树的根桩。巴山夜露，其寒无比，每晚得烧着火坑，而最耐烧的柴火就是树木的根桩——圪蔸，尤其是青木的圪蔸，加满一火坑可以烧到大天亮。青圪蔸十分坚实，但是十分难于从土里打出来。大概知青脑子灵活，没几天就学会打圪蔸，而且纷纷比试打圪蔸的技术和数量，成功者会受到大伙儿的尊重，也算虚荣一场。
其四，打“野狗”。明明是农民家养的狗，一窜到茶场来就成了野狗。知青们马上把狗赶到寝室里，关上门来打，打死的狗可以不交给茶场食堂，这是最惬意的。因此，饥寒交迫的时候，第一梦想到的，就是从天上掉下一只野狗来。
其五，望乡台。我们茶场地坝边缘的山崖上，有一块大石头，平平整整。傍晚坐在石头上面看日落，要不是心境寂寞，那景色还真叫人赞叹天工。知青娃娃收工以后，不约而同地三三两两围坐在大石上，听任满耳松涛起伏，由这满目夕照悠远，满胸的郁闷就随之慢慢消散，一腔难以抑制的思亲之情，就好像已经带给了远方的父母。这，也算作苦中求乐罢。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知青们在大巴山的政治遭遇才是最值得铭记的。
记得来到公社的第一天，公社书记在欢迎大会上回顾革命老根据地的业绩时很骄傲地说道：“当年我们跟着张主席闹革命……”——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有人发问：“应该是毛主席吧？”“不，就是张主席。”“哪有什么张主席呀？”“张国焘张主席呀，难道你们不晓得？”——一下子全体知青给吓傻了。直到过了很久，我们了解到当地的农民都记得张国焘当年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时，才不以为怪了。
这整个大巴山地区，当年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执行了一条相当“左”的路线，对地主富农大杀大烧，确实帮贫困农民出了一口恶气，所以许多农民们都崇拜张国焘。我所到的新店公社，一九三五年的时候是一个大场镇，张国焘一来，就命令放火把新店场烧了个干干净净，只剩一条石板街道烧不着，作为古董保留到我们下乡的时候。每当望着石板路两旁的稻田，就不禁隐隐约约感觉到当年的繁华街景，我心里不知道有一种什么感想。
这种左的传统，自然就被书记社长们继承了——实际上政治运动又有哪一个不左呢？我从一九五八年起就受到左倾路线的“照顾”，和这荒蛮之乡的“左倾”行为相比，实在算是太“温柔”了。在这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所受的待遇就和他们的娘老子一模一样。公社每年都要举行两次斗争大会，被斗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台上跪着，他们的子女就在台前蹲成一排陪斗。子女们不仅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娘老子挨斗挨打，自己也不免会被愤怒的贫下中农“爱屋及乌”地用拳头棍子触及皮肉。
公社每年还要叫“地富反坏右”分子出劳役，老的如果卧床不起，小的就得顶替出役。在茶场兴建的过程中，就出过这样一桩事：一九六五年深冬，大雪纷飞，山坡上待开垦的茶地早就冻成铁板一块了，我们知青每一个人的手在铁锹的震撼下都血口累累，开垦速度骤然下降。为了在开春之前把种茶的行垄全部挖出来，公社就征调“地富反坏右”分子来服劳役。其间，一个顶替母亲出役的身材瘦小的男孩子，大约十五六岁，身上只穿着一套灰白的破单衣裤，在飞雪中冻得瑟瑟发抖，根本挥不动镐头。监工走上去，又骂又打，男孩跌倒在雪地里，口鼻流出的血在寒风里立马冻成了冰块。在场的邓鹏赶紧上前阻止，其他几个知青也围过来，护着这个男孩。邓鹏大声警告监工，要再看见他打骂男孩，就去公社告他。监工见知青人多，又说不过道理，只好悻悻走开。知青们把男孩强拉回茶场的宿舍，让他烤火取暖。我发现邓鹏目瞪着男孩身上的单衣衫，目瞪着衣衫破洞里发紫的鞭伤，泪光盈盈，自己的心里也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难受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来场以后，知青们最初是不会相互介绍自己的出身成分的，因为这也许是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隐私，但又是自己内心最明白的痛处，并且无一不把这痛处拼命掩饰在革命接班人的光环后面。毕竟，在公开的场合下，知青是披了这层光环的，任何人在当时都没有捅破这层光环，这也是城市“黑五类”子女比农村“黑五类”子女所受待遇要文明温和一些的地方。所以，眼看着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农村“黑五类”子女受到惨无人道的欺凌，在悲愤的同时，又不禁感到一丝庆幸和莫名的“优越”。
但是，灾难总会降临头顶。
下乡不久，知青们就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斗争会，而且是在茶场内部。
茶场的知青也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一种是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年岁都不大，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另一种是所谓“社会青年”，现在看起来也是由于阶级路线等种种原因不能继续上学念书而闲散在社会上的孩子，年龄有大有小，不像应届毕业生那么齐整。于是刚到茶场不久，一对年龄较大的青年谈上恋爱了，女的不久怀了孕。
茶场的指导员叫邱占富，退伍军人，大队民兵连长，一天到晚口头上挂着“雷雷(厉)风行”四个字，谨遵上级的指示把知青们管得跟囚犯似的。他知道这事后，立马开斗争会斗争这两位青年，我们很多人是在斗争会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的政治气候对男女问题比较敏感，对婚前性行为更是当流氓论处，所以大伙儿也没觉得什么不合适，你一言我一语地真把小两口子“批”得“体无完肤”。
然而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在热火朝天的斗争下，挨斗者却并无“无地自容”的忏悔感，男的始终面带微笑，女的则漠然相向。更奇怪的是斗争会结束后，他俩就算结婚了，一切又成为合理合法。如今回想起这事，实在觉得可悲。干吗要斗争呀？谁不长大成人，恋爱结婚？无非就是性子急了一点罢了。
一九六五年，“**”前夕，又下来一批知青，而且这批知青当中有重庆市最好的巴蜀中学的优秀学生——自然也是“黑五类”子女。为了让先来的知青安安心心待下去，让后来的知青一茬茬地继续受骗上当，悲剧的导演们加大了政治宣传的力度，把红色接班人的色彩渲染得比真的血还刺眼。
当时在万源县草坝区，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先让七个茶、林场一九六四年的知青向一九六五年的知青大讲战天斗地的心得，又让一九六五年的知青表决心，立壮志，再以创作演出自编自导的文娱节目的形式，激励知青们年轻的热血，加强红色新一代的憧憬。记得当时星火茶场的巴蜀中学知青创作的歌曲，歌词就是“一代忠臣大巴山上献生命，英雄业绩要在巴山传万代，红军开的路我们脚下踩，鲜血浇的花我们细心栽”。多么**人肺腑。
一时间，各场的知青走出了自己的山峰，汇聚到区礼堂，真个是能歌善舞，一下子就把知青沉闷的生活换了一个样儿。那些日子，的确值得人怀念，我就是在那时爱上了音乐，学会了作词作曲，从中感觉到人生的宽阔，并第一次为自己今后的前景规划出粗略的蓝图。
然而，热情过后，深重的沉闷又不可抗拒地向我们压过来，所有的人都非常想家，而且已经开始有人请探亲假。指导员邱占富宣布，一次只能回去一两个人，按下乡的先后依次排队。由于我是一九六四年第二批来的，只能耐心地等待着。
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政治气候又有了新的变化。大概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知青的统治，平息知青中出现的不满情绪，稳定知青下乡的政策，上头想到了一个“以夷制夷”的办法，即在各个茶、林场任命部分知青担任场里的副职场长。但是，上头指派的知青干部不一定合许多知青的意，比如在我们新店茶场，知青们最推崇的邓鹏就没有被“提拔”。于是，免不了我们在场会上起哄捣蛋，虽然邓鹏本人一向很大度，一再劝阻我们不必替他打抱不平。
不久，上级组织学习姚文元的文章，说要搞什么“**”了，要知青们写大字报。我知道一九五七年打右派，搞的就是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结果“引蛇出洞”，很多知识分子甚至党员干部都着了这个道，被划成右派分子，所以我就在学习会上发牢骚，说“又要像一九五七年那样整人了”，并叫好朋友们别上当，别写大字报。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上面就派了工作组到茶场来，草坝区每个场同时搞运动。工作组成员还有重庆派来的干部，他们一下子就拉下了温和的面具，不再把知青们看作革命接班人，而是无情地揭开每个人的“黑疤疤”，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我发表过对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不满的牢骚，是名副其实的“小右派”，又经常冒犯茶场干部，自然很快就成为专政对象。工作组在其他知青中收集我的黑材料，有几个女知青偷偷地向我报信，要我当心。我其时刚满十八岁，不怎么经事，一下子真给吓傻了，脑海里出现我妈训斥我的话，难道我真要走老爸的老路？
我老爸原在党的高级领导职位上工作，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后，先送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累得解手都蹲不下去，后来还便血，最终官降五级，发配到郊区的一个工厂里当有名无实的副厂长，家庭生活倍受打击。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感触很深，但人小不明是非，担心自己像老爸那样被打入深渊，一辈子就完了。其实，那时只怪自己太幼稚，如果横下心来想想，还有什么比这社办茶场更苦的深渊呢？也就用不着担心什么了。
很快，工作组在会上向邓鹏为首的我们几个知青发难，说我们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我们深刻检讨，否则便要批判斗争。一时黑云压顶，阴风袭人，不懂事的我无助地写了检讨书，以老爸为鉴，把自己臭骂了一通。
当时政治斗争的策略中，有一条叫打击一小撮，可能每个工作组都十分谙熟这条策略，我在当时可不懂。就在我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便落入了工作组设下的圈套。一次批判会前，工作组组长单独找我谈话，先指出我的检讨写得还不够深刻，因为我只检讨了我自己；然后语气一变：“你到底还是革命家庭出生的人，父亲犯了错误，毕竟还是国家的干部，况且已经摘了右派帽子，所以你是团结的对象。只要你能与邓鹏划清界限，就可以宽大处理。”又说：“邓鹏的问题很严重，是反革命性质，你一定要揭发他，才能表示你和他划清了界限，否则……”说完他叫我好好考虑，不要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挽救。
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去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邓鹏比我小几个月，但思想远远比我成熟，从一来到茶场，他的一言一行就左右着场里的大部分知青，几乎可以说是知青们的“精神领袖”。工作组看到了这一点，知道只要把邓鹏打下去，其他的人就很容易摆平了。
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
后来，工作组莫名其妙地撤走了，一切罪名搁置在那儿，没有结果。知青和外界依然隔绝，不明就里，但邓鹏却得到了回重庆探亲的批准，这是我们的命运发生转折的时刻。
一九六六年深秋，邓鹏从重庆回到茶场，带来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大摞“文革”传单。我们激动地听着广播，看着“八·一五”造反派的传单，明白了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原来“文革”的路线已经从“干部整群众”变成“群众斗干部”了。一时，知青们群情激愤，在一种急切的翻身求解放的心理驱使下，立刻效仿城市的红卫兵，推举邓鹏当头头，起来造反，其目的一是要向工作组讨回整知青时搞的“黑材料”，为自己平反；二是要求揭开社办茶、林场的骗局，放知青回城。初冬来临，邓鹏率领着一大队知青红卫兵到草坝区其他的几个茶、林场大串联，重庆到万源县的老知青的造反**就此掀起。
我最终没能加入我们茶场的知青红卫兵，而背着当过“叛徒”的耻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我恨社办茶、林场这场骗局，恨在茶场里奴役我们、迫害我们的邱占富之流，可我又能怎么样呢？于是，我趁“文革”之乱，约了几个别的茶场的知青红卫兵，把邱占富痛打了一顿，算是解恨。一九六八年底，在新的一轮不可抗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势下，我理智地逃离了大巴山，选择到蜀中丘陵的简阳县去插队落户，一门心思，想如何结束这不堪回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