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春节后，我由渝返巴，同民仆邂逅在县城。我们相互交谈了这两年插队落户的感受。他说：“艰苦的环境更能磨炼人。古人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在逆境中，不能沉沦。”他还说他已学会犁田耙地、栽秧挞谷。我也对他谈了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和学开拖拉机的事。分手时，我谈到我们林场知青刘鼎(重庆师范学院刘之渐教授之子)不幸去世，埋在林场附近，此次回渝，其父托我们清明替他扫墓。我问民仆到时能不能来，民仆爽快地答应了，还开玩笑说：“我正在学石匠活儿，到时给他打个石碑，露一手给你们看。”没想到民仆的允诺，却无情地叩开了死神的大门。
二月底，他在给我最后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阳春清明，时愈迫眉，未忘前约，平梁之行其心益盛，是时小叙，馨室聆教。”
四月四日，民仆邀约县首届知青先代会代表刘之荣及其好友周渝生等人来到我家。下午，我拿出许多种剩下的红苕叫他们帮忙削，他们竟无一人带有刀子，我只好把菜刀和砍柴的弯刀都拿出来用。红苕和米煮了一锅，大家凑合吃了顿晚饭，然后就筹划第二天上坟的事。
四月五日清明节，我们一行十人到了平梁莲花山林场。我们给刘鼎的坟垒了土，民仆亲手打了块墓碑，凿上“刘鼎同志之墓，柒零年清明”，然后涂上红漆，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
傍晚，我同他分手了。他说到县城去一趟后再到我处一叙，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四月六日，民仆等人未到我处。第二天，大队支书急匆匆地找到我，神色紧张地问我昨天进城没有？我说没有去，他才松了口气。他说：“你们知青昨天在县城出事了，现在城里见知青就抓，你千万别进城!”我感到愕然，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禁为民仆他们担忧，心中祈祷：“愿他们平安归来!”然而事与愿违，无情的事实使我良好的愿望化成泡影。
四月六日，民仆等人在县城耍。苦于来我那儿时没带刀子削东西不方便，知青邓乐中和杨义全两人分别买了一把水果刀。当晚，县电影院上映《宁死不屈》，知青平时难得看一场电影，大家就商议看完电影再回平梁。电影完后，天已黑尽。出县城时，他们碰见几个新知青(老三届)，由于发生口角，双方引起抓扯推打。这时，县城“群众专政”民兵连长罗洪恩带领民兵出来干涉制止。知青们知道“群专”不好惹，就一边调解一边往城外平梁方向走了。刚出城不远，一伙新知青拿着扁担、锄把追来，民仆和刘之荣等人一下被冲散了，有的躲进公路边民房，有的藏入小巷，剩下民仆、周渝生、陈志毅、邓仕儒等人沿着公路往前跑。当他们跑到县罐头厂附近时，才发现少了许多人。于是，他们就在路边等。路旁有一个砖窑，堆有许多烧砖的柴块。
清明夜晚，天漆黑一片。
一会儿，他们听见后面响起嘈杂的人声，以为是新知青追来了。周渝生赶忙抓起一根柴块喊了声“拼了”就冲了上去。周渝生一棒打在跑在最前面的罗洪恩身上。罗大叫：“抓住他们，不要让他们跑了。”周渝生一听不是知青的声音，知道打错了，连忙喊：“民兵来了，快跑！”周渝生等人跟着熟悉路的平梁知青陈志毅、邓仕儒等人急急忙忙跑回了林场。回到陈、邓的住处，却不见民仆的身影。
原来民兵追上来后，没抓到知青，又不见了罗洪恩，就在公路附近捜寻。公路旁边是一块麦地，宽五米左右，边上是十米深的岩。民兵用手电筒发现麦地被人踩过，顺着踩倒的麦子来到石岩边，发现下面躺着三个人：民仆、杨义全、罗洪恩。民仆离罗七八米远，离杨三四米远，三人都摔伤了。民仆的腿摔断了，罗头部跌破，生命垂危。至于三个人为何都跌至岩下，至今是个谜。
民仆、杨义全当晚就被关到了拘留所，第二天又同被抓的刘之荣、邓乐中等人关在了一起。民仆曾告诉他们，当时听到民兵来了，慌不择路，想往麦地里躲一下，谁知一跌下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官方宣传说是罗一手抱着一个阶级敌人，舍身跳下悬崖，但定案时又说是民仆和杨义全用棍棒、匕首杀害了罗。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是追躲中三人都因天黑看不清路，失足掉下悬崖，因为谁都没有理由要置对方于死地。至于匕首更是无中生有，苦于在我家削红苕无刀子，杨义全、邓乐中各买了一把水果刀，后来公安机关也查实了。
四月七日，还在睡梦中的陈志毅、周渝生等人被县上来的人抓走了，刘之荣等人也在县城被抓。至此，到县城看电影的知青全部被抓，同肖民仆等人关在一起。
知青王渝生回忆说：“四月六日，我到县城医院体检。第二天听群众说昨晚知青打伤了一人，伤者很危险。出于对事情的关心，我到县医院住院部去看伤者。罗的病床安在底楼过道上，头部已包扎好。听围观群众讲，罗刚睡熟。我想可能问题不大，假使他伤势严重，医院就不会让他睡在过道上让群众围观了。”谁知八日上午传来消息：罗洪恩死了。
事态一下子严重了起来。被抓的知青先是被集中起来审问：谁是主谋？谁动手打了罗洪恩？周渝生承认打了一柴块子，民仆坚决否认他用匕首杀害了罗，事实上他连水果刀都没有。如果有人动了刀子，那只可能是杨义全所为，因为他买了一把水果刀。因此，民仆在这个偶发事件中，无论如何也不该负主要责任。但他们了解到民仆在知青中有一定号召力，此次到平梁扫墓许多知青也是他邀约的，坚持认为他是主谋，从此把他打入了死牢。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四人帮”的阴影还笼罩着全国，法制遭践踏，民主被破坏，何谈公理之有？一些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无限上纲，给本案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调子：“这是一起以肖民仆为首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杀人案。”事情发生仅一个星期，县革委就向全县发出通告。
一时，巴中城内恶浪翻滚，什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该关的关，该管的管，该杀的杀”等标语充斥大街小巷，他们在漫画中把民仆等人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把知青视为洪水猛兽。
那年头，由于一些知青的越轨行为，加之历史的错位，这个非工、非农、非军的特殊阶层已经和当地群众久存积怨，有关当局就想杀一儆百，不幸的是，这一刀却冤枉地落在了民仆身上！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全县知青都接到通知，到公社集中学习，任何知青不得进城。当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午后，去县城的农民带回噩耗，上午县城开了公判大会。在宣判的十余名犯人中知青占了九名，其矛头所指，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民仆、杨义全死刑，立即执行，周渝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我闻讯犹如晴天霹雳，肝胆欲裂，匆匆和几个知青赶到巴河渡口。除了巴河水发出悲鸣的声音外，大地显得格外沉静。站在空旷的沙滩上，我们依稀看见一些血迹，这就是民仆最后告别人生的地方了。此时此刻，我们欲哭无泪。我跪下了，在场的所有老知青也跪下了，我们朝着故乡重庆，望着苍天、大地，内心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呼声：民仆，你死得冤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