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春節後，我由渝返巴，同民仆邂逅在縣城。我們相互交談了這兩年插隊落戶的感受。他說：“艱苦的環境更能磨煉人。古人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我們在逆境中，不能沉淪。”他還說他已學會犁田耙地、栽秧撻穀。我也對他談了在生產隊當記工員和學開拖拉機的事。分手時，我談到我們林場知青劉鼎(重慶師範學院劉之漸教授之子)不幸去世，埋在林場附近，此次回渝，其父托我們清明替他掃墓。我問民仆到時能不能來，民仆爽快地答應了，還開玩笑說：“我正在學石匠活兒，到時給他打個石碑，露一手給你們看。”沒想到民仆的允諾，卻無情地叩開了死神的大門。
二月底，他在給我最後發出的一封信中寫道：“陽春清明，時愈迫眉，未忘前約，平梁之行其心益盛，是時小敘，馨室聆教。”
四月四日，民仆邀約縣首屆知青先代會代表劉之榮及其好友周渝生等人來到我家。下午，我拿出許多種剩下的紅苕叫他們幫忙削，他們竟無一人帶有刀子，我隻好把菜刀和砍柴的彎刀都拿出來用。紅苕和米煮了一鍋，大家湊合吃了頓晚飯，然後就籌劃第二天上墳的事。
四月五日清明節，我們一行十人到了平梁蓮花山林場。我們給劉鼎的墳壘了土，民仆親手打了塊墓碑，鑿上“劉鼎同誌之墓，柒零年清明”，然後塗上紅漆，以此寄托我們的哀思。
傍晚，我同他分手了。他說到縣城去一趟後再到我處一敘，沒想到這一去竟成永別。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四月六日，民仆等人未到我處。第二天，大隊支書急匆匆地找到我，神色緊張地問我昨天進城沒有？我說沒有去，他才鬆了口氣。他說：“你們知青昨天在縣城出事了，現在城裏見知青就抓，你千萬別進城!”我感到愕然，不知出了什麽事，不禁為民仆他們擔憂，心中祈禱：“願他們平安歸來!”然而事與願違，無情的事實使我良好的願望化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