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我在晋绥边区连续参加了两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是在老解放区蹲点，后来又到新解放区蹲点，新、老区两村庄土改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再后来就被调到土改工作团团部跑面，也就是到各个新开辟的村庄了解情况，也负责给《晋绥日报》写一些通讯、报道。
土改结束后，我曾写过几篇有关这方面题材的短篇小说，但都不是正面反映土地改革的。当时曾有过写部长篇的打算，把收集到的一些材料整理了一番，并且还草拟了一份写作提纲。可是还没有动手就泡汤了。原因倒也简单：全国解放以后，我读到的第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接着又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读完这两部巨著，我写长篇的计划就打消了。因为不论东北还是华北，土改的做法、过程大同小异，而我对这些生活的理解并不比别人深刻。另外是自己的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都无法与两位老作家相比。要想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自知力不从心。勉强动笔，很可能成为拙劣的模仿之作。倒不如早早收场为好。于是就把写好的提纲扯了。可见当时是下决心不写了。
提纲是扯了，可是有些人物，有些情节却常常在脑海里活动，颇有点挥之不去的意思。这就像是箱子里放了一些布料、布头，不连缀成一件衣服，总有点不甘心。后来我想，不从正面写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而从侧面表现那一段生活经历可不可以呢？如果说土地改革是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那么写一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也不见得不可以。好在我对土改前夕，农村里各阶层人物的动态还不算陌生。思来想去，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央文学讲习所里学习、工作期间，没有什么创作任务。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按照自己的这一思路，重新草拟了一份提纲，并且开始写了一些章节。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北京返回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故土。当时热衷深入生活。参加各种农村工作队，后来又在县里担任具体职务。有点空余时间，也用在了写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上。只是偶尔没有什么事可干的时候，陆陆续续写了几章。直到“**”开始，这部长篇的初稿也没写完。
经过那段史无前例的混乱年头，我所精心保存的一些资料、笔记、日记都已丧失殆尽，这部残稿却保留下来了。大约是因为夹在乱书堆中，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我虽然把这部失而复得的残稿翻阅了一遍，但因为创作情绪不高，没有心情继续写下去，只好又搁置起来。三中全会以后，创作劲头倒是起来了，但更多时间仍然是投入了深入生活。陆续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另外主要精力是和我的老战友孙谦合伙写了五六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偶尔也想到过把这个残稿写完，即使写不好，也总应有个了结。可是又想到：反正这是属于历史题材，将来有机会再说吧，拖一拖也没什么要紧。
机会终于来了。近二年由于年老体衰，身体不好，又是高血压，又是肺气肿、哮喘，深入农村生活是不可能了。每天除了看病、吃药之外，只能是看看书、看看报、看看电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个职业形成的习惯：脑子闲不住，总想写点什么。于是我就把这个残稿翻了出来。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就写一点，精神差的时候就搁到一边，拖拖拉拉花了好长时间，总算是写完了。接着又从头至尾增、删、修改了两遍，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部作品，从开始写就没有起下个合适的题目。现在看来，写的只是土改前夕一个村庄里的动态，一些人物素描，一些民情风俗，故题名为《玉龙村纪事》。
我自知这个作品水平不高，也许还存在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总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按照我个人的能力，也只能是这样了。也许有人会说：当今已经不提“阶级斗争”这码事了，现在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用处呢？这说得也对。可是那时候却经常提“这码事”。有时候，有些地方阶级斗争还相当激烈，这是历史事实。我想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过去的情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何况一些封建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宗族观念等等，也不是没有了市场。甚至有些地方正在死灰复燃。这也就是我乐意发表这篇旧作的原因。
作 者
1997年中秋节前夕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