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父親突然通身雪白地出現在我家裏。
老婆找了個機會，湊上來壓低聲跟我說：“真是令人驚豔哪！”
她說的是父親身上那套中式衫褲，一看就是在小裁縫店裏定製的，當他上前一步，向我描述路上的情況時，白得晃人眼睛的仿綢大有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架勢。
要說，他這身打扮也無可挑剔，除了淡藍色短褲在裏麵若隱若現之外。我隻瞟了一眼，就再也沒敢看第二眼。算了吧，這是他的權利，每個人都有按自己的意願打扮自己的權利;但指出父親的不得體之處，也是兒子的權利，而我卻選擇了垂下眼皮，是內心深處的鄙視，還是事不關己的冷漠？又或者，我怕向他指出來後，他會額外跟我再要一套衣服，增加我的日常開支？我不知道。
父親靠我們兄弟仨的贍養費過活。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會議，那次會議約定了許多數字，包括每月的贍養費總額，平攤在三個兒子頭上的數目，以及固定的付款日期。會議結束時，我們一起來到儲蓄所，開立了一個存款戶頭，大家一絲不苟地抄下那個賬號，以便屆時把自己頭上的贍養費打進來。從此以後，父親就可以像領退休工資一樣，拿著這個存折來領取生活費了。
我們很快就習慣了一手領自己的工資，一手給外地的父親發工資，他不僅養育了我們，還讓我們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撇開很多東西不談，遵守約定是最起碼的信用。
這撇開的很多東西可以不談，卻忘不掉。
母親還健在時，家就是一張飯桌，到了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春節，比如重大紀念日，大家自覺地從四麵八方聚攏來，吃頓飯，喝點酒，再打著飽嗝四散離去。那時我們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小時候的事情，每個人的糗事，難關，以及大家庭的一次次變故。聚一次聊一次，每次都是舊話重提，可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談到，當我們聊起那些曾經讓我們淚流滿麵甚至痛不欲生的往事時，感覺再也沒有什麽比傷心的往事更能把我們團結在一起了。那時我們還沒有養成按時給贍養費的習慣，我們空手回來，又空手回去，隻把鬧哄哄的餘韻留在那間小屋裏。父母一直都沒有正式工作，他們原先是農民，改革開放時進了城，做過小商販，打過工，但都沒掙下什麽錢，當我們吃著飯喝著酒的時候，心裏偶爾會冒出一個想法，父親還是了不起的，他把一個家從農田裏連根拔起，移栽到街邊，在沒有任何助力的情況下，竟然也把這個家維持了下來，冬天可以烤烤炭火，夏天可以吹吹電扇，隔幾天還可以吃一次肉，挺不簡單的。而這一切都隨著母親的去世改變了模樣，她不僅帶走了那張令人留戀的飯桌，似乎同時也帶走了父親的求生能力，盡管才五十多歲，母親周年那天，他突然向我們提出，他搞不動了。那意思很明顯，我們該供養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