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的调查笔记
作者：保罗·海恩斯、比利·詹森
【编者按：米歇尔去世时，尚未完成《我将遁入黑暗》的写作工作。为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与米歇尔合作的头号调查人员保罗·海恩斯（PaulHaynes）（即“小机灵”）和备受推崇的调查记者比利·詹森（BillyJensen）（米歇尔的朋友）共同整理了案件零散的资料和米歇尔留下的资源。下面一章由海恩斯和詹森合作于2017年5月完成。】
米歇尔去世一周后，我们得到了她的硬盘，开始研究她留下的有关金州杀人魔的文件。共计3500个文件。此外还有数十本笔记本、拍纸簿和小纸片，几千页警方报告的电子档案。她还有从奥兰治县检察官那里得到的37盒档案，米歇尔喜欢管这些档案叫“主矿脉”。
这里有几千块拼图碎片，只有一个人知道拼图完成后是什么模样。那个人不是米歇尔。而是凶手本人。
米歇尔的终极目标不是黑色大丽花[110]杀手，不是黄道十二宫杀手，也不是开膛手杰克[111]——这些未结案件的知名始作俑者造成的被害人数量都较小，因而有关调查资料的文件也较少。
米歇尔追查的是一个怪物，他强奸了多达50名女性，谋杀至少10人，制造了不下55个犯罪现场，留下了几千条证据。
我们打开米歇尔最重要的硬盘，开始仔细阅读她已经完成的章节。这些内容让我们回忆起最初为她的文字所吸引的缘由。
她的文字跃然纸上，仿佛一位坐在你身旁的朗读者，言语间交织着她在那些城市的见闻，从兰乔科尔多瓦到尔湾，又到戈利塔，一路追随凶手的踪迹。她笔下的内容充斥着大量细节，但言语间充满韧性，引人共鸣，终将细节完美融入了流畅的叙事之中。就在读者可能因为摆在面前的事实太多而感到晕头转向时，她会变出一个短语或是一个生动的细节，让叙事重归流畅。记录真实犯罪的文字容易走向极端，但从原稿和“真实犯罪日记”博客都能看出，米歇尔总能完美把持住内容的平衡。她不惮于唤回人们记忆中这起案件令人惊恐的要素，但也不刻意渲染骇人的细节，不强调自以为是的正义，亦不消费被害人的哀伤。她的文字唤回的是兴奋，是好奇，也是冲动，只为解决谜题，只为揭露摄人心魄的恐惧背后那个不为人知的名字。
但米歇尔尚未完成全部故事。我们对她已经完成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她的文字中有一些真实犯罪记录中不常出现的细节描写，在卡波特的书中或许曾有这种描写——为了写出吸引人的点，卡波特有时会直接编一个。米歇尔写纪实作品的风格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仔细思考了她的风格，甚至试图模仿，但徒劳无果。她用太多形式讲述过这个故事——在她已经完成的章节里、在写给《洛杉矶杂志》的文章里、在无数篇博客撰文中——这些材料足够填补许多未完成的章节。
尽管如此，如果她可以完成这本书，那一定还有许多话题是她要展开叙述的。她留下的许多文件和草稿都展示了她想继续调查的其他线索——当然也有会误导人的线索，她可能不会再考虑。一般人的遗愿清单可能满是“去巴黎旅行”“尝试跳伞”之类的条目，米歇尔的则写着“去莫德斯托”“完成戈利塔居民的反向名簿”“想办法把DNA提交给23andMe网站或是Ancestry.com[112]”。
回首2011年，米歇尔第一次在“真实犯罪日记”发表有关EAR-ONS的文章后（当时她还没有给凶手起“金州杀人魔”这个绰号），她才刚刚知道保罗的存在。当时保罗在A&E电视台《铁证悬案录》论坛中米歇尔的帖子下留了一个链接，而那时候，那是唯一有讨论金州杀人魔帖子的地方。
米歇尔立即回复了保罗。
“你好！”她写道，“你是我最爱的发帖人之一。”然后她提到了自己偶然发现的一个罕见的姓氏，这个姓氏的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一些规律，也许值得研究一下。
米歇尔说自己睡不着的时候，就到处调查可能是EARONS的嫌疑人。她催眠自己的方法是做两件事：浏览戈利塔墓地里死者的名字；浏览尔湾各个学校校友录里的名字，特别是诺斯伍德地区的。对，她不数羊，但她表示，数名字也挺催眠。
米歇尔因失眠得出的结果**裸地躺在她的硬盘里：
·戈利塔的旧地图和航拍照片，用来和“家庭作业”中的地图作对比；
·鞋底的图像和犯罪现场出现的绑绳的图像；
·对草坪修整器的分析，该工具可能在多明戈谋杀案中被使用；
·一个满是维塞利亚洗劫者相关信息的文件夹，其中还有她认为洗劫者与EARONS有关的理论。
下面是一些EARONS从被害人那里偷走的特殊物品：
·刻有“MISSILE”的银币；
·刻有“M.S.R.”的银币；
·刻有“献给我的天使（Formyangel）”的戒指；
·一对袖扣，金黄色，写有首字母“NR”；
·男款金戒，80分钻石，方形，带三个金块；
·刻有“永恒（Always）”的戒指；
·刻有首字母“WSJ”的金戒指；
·古董银汤匙戒指，国际银器公司制造；
·莱科明学院（LycomingCollege）1965年的毕业纪念戒指。
另外有一个注解，提到这名强奸犯特别喜欢收音机闹钟，偷过五个。
文件中还有一个电子表格，列有1976年多斯普韦布洛斯高中越野跑队伍的成员名单和住址，这是她给自己挖的无底洞，她认为EARONS可能曾经是一名有健壮双腿的年轻跑者。
有一个名为“或许值得关注的人”的文档，其中的名单是经过长时间多次拼贴而成的，还包括米歇尔浏览潜在嫌犯的姓名和生日时留下的注解和一些小想法。其中一些文字还留有“发送自我的iPhone”的签名，可见这原本是米歇尔在电影首映式上为消磨时间而写的便笺，之后用手机发给了自己。
在另一个记事本文档中，她写道：不要低估他的幻想，他不当着男性的面强奸，说明他害怕男性；他的计划实用性很强，重视作案的私密性；他的幻想中没有折磨男性这一环节。他会提到妈咪，会哭泣。他屡次作案不知悔改，在幻想中他很可能也是如此。
甚至还有关于米歇尔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注解：
他是一个无法自控的偷窥狂和搜查者。我们这些追捕的人，也在经受同样的折磨。他从窗口向内窥视，我则在不断敲回车、点击鼠标，敲回车，又点击鼠标。
老鼠都是自己找食吃的。
追捕才会让肾上腺素飙升，捕获并不会。他是《大白鲨》（Jaws）里的假鲨鱼道具，罕为人所见，因而加倍可怖。
米歇尔阅读过去的报告时，如果发现没有解释清楚的细节，或是调查员没问出某个让人在意的问题，她就会主动接触目击证人。其中一个目击证人就是安德鲁·马凯特[113]。
1979年6月10日的夜晚格外炎热，马凯特准备入睡时为了让凉风吹进屋里，没有关上卧室的窗户。午夜时分，他听到有人在自家窗户下的石子路上走路发出的咯吱声。他仔细往外瞧了瞧，看见一个陌生人正沿着他的房子缓慢前行，陌生人的双眼紧盯着他邻居的窗户。马凯特也看向同一扇窗户，看到住在那栋房子里的夫妇正在哄他们的孩子入睡。
马凯特继续观察陌生人，那人偷偷摸摸地走向了一棵松树，逐渐消失在了郁郁葱葱的黑暗中。马凯特取来放在床边的0.22英寸手枪，拉开了保险。那个可疑人物很可能听到了上膛的声音，因为他突然动了起来，翻过了前院的围栏。马凯特走向他邻居的房子，敲了敲前门，无人应门。
马凯特把手枪放回家，又转头往隔壁走，想再敲敲邻居家的门。中途，一辆路过的汽车车头灯扫过了街区北部的几栋房子，一瞬间照到了那个可疑人物，那人已经上了自行车，靠着一栋房子。马凯特刚往那人的方向移动，那人就疯狂地踩起了脚踏板，穿过草坪，逃离了马凯特，消失在夜色中。马凯特报了警，警察为找到那个可疑人物，在附近彻彻底底巡逻了个遍，但徒劳无果。
几小时后，第47起EAR案在半个街区外发生了。调查员在寻访中又找到马凯特，马凯特把他的所见所闻又讲了一遍。
那个可疑人物是一名20多岁的白人男性，长发及领，身穿李维斯牛仔裤和深色T恤——与最近的EAR被害人描述一致。他逃跑用的自行车在案发后的上午被找到，弃置在几个街区之外，自行车旁就是一罐从被害人冰箱里拿来的奥林匹亚啤酒。调查员很快发现，这辆自行车正是案发前几小时，在一英里外的敞开式汽车库失窃的自行车。警探在车库旁还发现了一对打了结的白色鞋带。
米歇尔认为马凯特是值得回访的人，便在2015年底与他取得了联系。
她寄给他一张自己手绘的地图，画上有对那晚事件的图解，还有她对图的理解。她让马凯特确认一下地图正确与否，并在需要的地方予以纠正。保罗整理了一个包含17张照片的嫌疑人照片组，米歇尔问了马凯特哪张照片最像他那晚看到的男人。
电话沟通中，米歇尔要求马凯特不假思索地说出看到那个可疑人物时，他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马凯特没有犹豫，回答道：“男学生。”
米歇尔在2011年建的名为“EAR线索”的文件中，尝试总结了许多有关EAR的已知信息：
·体型上，最常见的说法是他的身高在5英尺9英寸到10英寸之间，身材好如游泳健将。很瘦，但胸部肌肉发达，小腿尤为粗壮。阴茎很小，又细又短。鞋号在9号至9号半之间。暗金发色。鼻子与常人相比较大。A型血，非分泌型体质。
·用手机联络被害人，有时在作案前，有时在作案后。有时电话刚接通就挂断。有时会发出夸张如恐怖电影般的深呼吸声和恐吓。
·戴滑雪面罩，持枪。带的手电筒疑为笔形户外手电筒，喜欢将光线射向被害人，让被害人暂时失明，进而把被害人吓醒。用撕成条状的毛巾或鞋带捆绑被害人。
·事先有作案剧本，并坚持按剧本行动。常说“照我说的做，不然就杀了你”之类的话，宣称只想要钱和食物。有时说自己住公寓，有时又提到自己的厢式货车。他会让女性被害人捆绑男性被害人，之后将二人分离。有时将碟子摞在男性被害人的背上，告诫他们如果听到碟子碰撞声，他就杀了女性被害人。
·经常带婴儿润肤乳到现场，用作润滑剂。
·喜欢偷附近的自行车，并骑自行车逃跑。
·一些与他有关的私人物品：带长拉链的包，外形像医生包或筒状旅行袋；蓝色网球鞋；摩托车越野赛用手套；灯芯绒裤。
·偷驾照、珠宝首饰，特别是戒指。
·他说过的一些话：在贝克斯菲尔德杀过人；搬回洛杉矶；“我恨你，邦尼”；被空军开除。这些话的内容真假未知，但值得注意。
·他可能在1977年10月底经历了某个事件，在这前后的两起案件中，被害人均表示他抽噎了。
·可能与EAR有关的车辆：绿色雪佛兰厢式货车、多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黄色侧踏板皮卡、大众甲壳虫。
一封由帕顿发给米歇尔的邮件显示，米歇尔甚至请求自己的公公——美国海军陆战队职业军人——调查当时在萨克拉门托附近的军事基地，因为这名强奸犯可能曾是空军士兵。
原始邮件如下：
发件人：拉里·奥斯瓦尔特
发送时间：2011年4月18日，太平洋夏季时间下午2：01：06
收件人：帕顿
主题：萨克拉门托附近的空军基地
你妈妈说米歇尔有关于萨克拉门托附近空军基地的疑问。下附名单。
萨克拉门托附近：
·麦克莱伦（Mclellan），2001年关闭；
·马瑟，1993年关闭；
·比尔（Beale），仍在运营，位于萨克拉门托以北40英里处；
·特拉维斯（Travis），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费尔菲尔德（Fairfield），旧金山北侧，距离萨克拉门托很远。
如需其他信息，请告知。
爸爸
多年来，许多人都尝试过给EARONS做侧写，但米歇尔想更进一步。她深入研究了强奸案发生的地点，尝试通过地理侧写导出他的身份。她留下的资料中，有关于EARONS位置的思考：
·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地点是兰乔科尔多瓦和尔湾。
·第一起和第三起强奸案均发生在兰乔科尔多瓦，案发地仅数码之遥。第三起案件发生时，他不慌不忙地从案发地离开了，裤子都没穿，说明他就住在附近。
·他在1981年2月6日在尔湾杀害了玛努埃拉·维特亨，五年后又杀害了贾内尔·克鲁兹。玛努埃拉和贾内尔住在同一住宅区，二人住处之间仅有2英里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玛努埃拉的答录机磁带在案发时被盗。磁带录到嫌疑人的声音了吗？如果录到了，嫌疑人担心声音被认出来吗？是住在附近的某人？
米歇尔在2014年8月建了一个名为“地理一章”的文档。经过整整三年的不懈调查，米歇尔想在这一文档中重新就地图展开思考。打开文档后，只能看到一行字：“卡迈克尔看起来像中央空地，也就是缓冲区。”
用地理侧写找到凶手
由于我们不知道EAR最基本的特征——他的名字和长相，基本就可以说他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住在萨克拉门托县的约70万居民中的一员。
EAR与其他许多案发地的关联性则没那么明显，这些地点包括斯托克顿、莫德斯托、戴维斯、东湾。
EAR在萨克拉门托犯案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说明他一定是当地人，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对于他曾作案过两三次的地点，比如斯托克顿、莫德斯托、戴维斯，我们就该思考一下他是否与这些城市有任何关联。也许他在那些地方有家，或者有生意；也许他只是路过；也许他是通过往地图上投飞镖决定的那些地点。
很少有调查员不相信EAR曾在萨克拉门托生活，他们至少认为EAR在萨克拉门托工作。
基本可以确认，EAR从1976年到1978或1979年间住在萨克拉门托，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他则极可能住在南加州。如果我们认可上述观点，那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列出在这两段时间住在这些地点的名单后，嫌疑人的数量也许就能从近100万缩小到1万左右。
要是筛选嫌疑人的过程像在亚马逊筛选商品一样简单就好了。我们只消点击几下鼠标，就能用性别、出生年份、种族、身高、居住地、甚至职业来好好筛选一下。比方说，我们可以筛选1940年到1960年间出生的白人男性，要求其身高在5英尺7英寸到5英尺11英寸之间，曾居住在卡迈克尔和尔湾，或住在兰乔科尔多瓦邮政编码为92620的地区，或曾住在锡特勒斯海茨、戈利塔和拉古纳尼古尔，他的职业可能是房地产经纪人、建筑工人、油漆工、景观设计师、园林建筑师、护士、药剂师、医院护工、警察、保安或军人——所有这些都选自调查员和那些安乐椅侦探们认为的EAR可能从事的职业，只要设置好所有这些筛选条件，瞧吧！一张既好处理又包罗了所有条件的潜在嫌疑人名单便在你眼前。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名单必须得有个数据来源，但现实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关于人类的中央数据库。你要么用其他数据库复合出一个，要么重新建立一个。而生成这样一个名单也确实是米歇尔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EAR的家乡可能在维塞利亚，也可能在戈利塔。他可能在尔湾邮政编码为92620的地区住过，可能在科尔多瓦高中上过学。他的名字可能同时出现在萨克拉门托1977年的电话簿和奥兰治县1983年的电话簿上。我们不需要了解不对外公开的信息，也不需要官方嫌疑人名单，就能发现一些可能曾经逃脱过法律制裁的潜在嫌疑人。所有必要的信息和处理这些信息的工具都已就绪，我们有线上公开记录采集器，有人口动态记录、财产记录、年鉴，也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电话黄页。幸运的是，其中许多内容都有电子版。
在米歇尔过世前一年，保罗已经开始制作在案件相关的年份中，住在萨克拉门托和奥兰治县的居民原始名单了，这份名单的内容来自Ancestry.com的结婚离婚记录、相关县的房地产记录、校友名录、老式信息名录和电话簿[114]，其中相关县的房地产记录是通过网页抓取工具收集到的。
后来，米歇尔与加拿大的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取得了联系，程序员自愿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保罗的具体要求，这名程序员搭建了一个能够处理多个名单且能找到匹配名单的交互参考程序。有了这个程序，保罗就可以处理两个或者更多名单，分析出他需要的结果——现在生成的结果数量已经超过四万。
符合要求的名单一旦生成，保罗就会用公开记录采集器进行检查，筛除误报信息，比如约翰·史密斯（JohnSmith）一类的常见名就需要筛选。之后，保罗会收集名单中每个名字的信息，越多越好，直到他认为这个名字对应的人及其男性亲属均不具备成为EAR的条件。那些他无法彻底排除嫌疑的名字，会被列入潜在嫌疑人的原始表单。
调查连续盗窃案、连续强奸案、连续杀人案时，生成的嫌疑人名单往往能包括几千个甚至更多名字。要处理数据如此庞大的名单，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优先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依据嫌疑人过去的犯罪记录、与警察的关联、完成系列案中所有犯罪的可能性、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来对名单进行排序，如果做过地理侧写，就还要考虑嫌疑人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址。
地理侧写是一项专门的犯罪调查技巧——或许比行为侧写更实用也更科学，与其将行为侧写理解为一门科学，倒更可以将之视为艺术。运用地理侧写，我们可以对相关案件的关键位置展开分析，进而定位可能与连续罪犯相关的地点，如犯人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这样，就可以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嫌疑人名单中，锁定个别的名字。
地理侧写是一种常见的调查技巧，在获得正式命名前，这种调查技巧就已经存在过一段时间。在黑泽明1963年的电影《天国与地狱》中，调查员就用这一方法找到了绑匪。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地理侧写才获得正式命名，而大约在其获得正式命名的十年前，“连续杀人犯”首次入选流行词汇榜单。虽然EAR很爱误导警方，但考虑到地理侧写在当时还不是公认的调查程序，EAR的动机应该就不受地理侧写的影响，他不会大老远跑到南加州的居民区作案，只为从地理层面误导调查员。不仅如此，在DNA证据出现前，南加州的这些案件通常都不被认为是EAR所为。EAR似乎特别不希望在南加州被识**份，他开始杀害被害人的理由之一可能就是要消灭目击者。依据奥卡姆剃刀原理[115]得出的合理结论，EAR在南加州作案的那段时期，他本人就住在南加州。
话虽这么说，我们不提倡仅仅因为某人在南加州没有住处就完全排除他的嫌疑，可要想再度引发调查人员对此人的关注，就必须要拿出极具说服力的理由。
然而，由于已知案件中，EAR较少在南加州作案，且案发地之间距离太远，所以南加州并不是做地理侧写的最佳区域。由于在已知的EAR犯罪的十年间，萨克拉门托是他作案最频繁的地区，因此这里就成了案件相关地点中最适合进行地理侧写的地点。
确定为EAR所犯的案件遍布29个不同的地点，可能与其有关的盗窃案、偷窥报告及其他事故有近百起，要进行地理侧写，锁定EAR最可能住过的区域，相关数据可谓绰绰有余。用地理侧写术语来说，犯人最可能住过的区域叫做缓冲区。缓冲区就如同风暴眼，不在犯人的作案区域内，而连续罪犯的典型特征就是他们不愿意在离自己家太近的地方作案。
因此，至少在理论上，要找到EAR，不过就是要找到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住在南加州、又在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住在萨克拉门托县的人，而EAR极有可能曾住在这两个地方的缓冲区。
罪犯在连续犯罪的早期阶段会选择较熟悉的区域作案，之后则延伸到其他区域。对比这两类区域，就可以对EAR在萨克拉门托作案的时间轴进行分析，将之分为几个阶段。我们选了其中五个阶段：
·第1至4起案件（媒体禁令解除前）；
·第5至8起案件（媒体禁令解除前）；
·第9至15起案件（媒体禁令解除后，出现了第一篇关于萨克拉门托东区存在连续强奸犯的新闻）；
·第16至22起案件（EAR典型的做事方式发生改变，被害人从独自生活的女性变为了夫妇或情侣，这些案件发生后，在1977年夏天出现了三个月的案件空窗期）；
·第24至44起案件（这些案件发生在1977年夏天的空窗期及第23起发生在斯托克顿的案件后，第23起案件是已知案件中EAR第一次在萨克拉门托县之外的地区作案）。
为每个阶段都建一层谷歌地图，就能将不同阶段分离开来并在其间切换，对比每个阶段延伸出的部分，判断案件可能还会在哪些地点出现，或是在犯人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中，找出一直明显存在的缓冲区。此外，如果某一地区的案发地位置非常密集，那就意味着犯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一地区。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萨克拉门托县的一块长条区域，汇集了卡迈克尔、锡特勒斯海茨、费尔奥克斯三块区域，是EAR作案范围跨度最大的地区——因而展示出了轮廓最鲜明的缓冲区（见图1）。
图1
保罗采纳了一个假说，即认为EAR住在地图上标记为北里奇乡村俱乐部（NorthRidgeCountryClub）的地点附近。针对这一区域内的每个案发地，都可生成一个可能为真的缓冲区，据保罗观察，后一案与前一案的作案地总在前一案缓冲区的两端出现——这可能是EAR的本能和算计相互作用的结果。本能让他改变了作案节奏，算计让他避免出现在监视愈发严密的地点。
保罗决定完全用临时谋划、未经科学认证的方法来完成地理侧写。他用Photoshop打开了谷歌地图的截图，开始在这一区域内的案发地间连线，将前后连续的案件配对。保罗标出了每条线的中点以及线之间的交点，在这些点中相邻的点间连线，生成一个形状，之后在这一区域加上阴影。理论上，阴影最重的区域最接近EAR的老巢（见图2）。
图2
另一种方法，是在配对案件的案发地间连线，取这些连线的居中垂直线，以找到交集最频繁的中心区域。结果与前一方法得出的区域相似（见图3）。
保罗还实践了另一种临时想到的方法，将萨克拉门托东区最偏远的三起案件的案发地连线，形成一个三角形。之后，为找到真正的区域中心，取大三角形三边中点，连线为一个较小的倒置三角形，不断重复这一步骤，直到得到一个足够小的三角形，这就像反复对折一张纸直到不能再对折（见图4）。
图3
图4
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考虑，不再展示其他方法，但包括上述方法在内的每种方法都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也就是说EAR的老巢位置就在杜威路和麦迪逊大街的交叉口附近，即卡迈克尔和费尔奥克斯的相邻边界处。1995年沃伦等人所著的一项FBI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该研究发现，大量连续案件的数据显示，第五起案件的案发地距离犯人家最近。在该项研究的数据中，有24%的案例为第五起最近，18%的案例为第一起最近。据上文所述推测出的EAR家所在位置来看，第五起EAR案的案发地与EAR家的距离为第二近，而第17起案件与EAR家相距仅约300英尺，虽然距离最近，但不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几年后，米歇尔拿到了另一份关于萨克拉门托EAR案的地理侧写，完成这份侧写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金·罗斯姆（KimRossmo）——现代地理侧写之父。实际上，连“地理侧写”这个名字都是罗斯姆起的。
罗斯姆得出的地点在科伊尔大街和米尔本街的交叉口附近——在保罗定位点的西北方，距离不到半英里，而保罗从没看过罗斯姆的分析（见图5）。
图5
用家族DNA找到凶手在米歇尔硬盘的其余3500个文件中，还有一个名为“近期DNA结果”的文件，核心内容是EAR的YSTR标记，即呈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包括极其罕见的PGM标记。
这项调查的关键底牌一直是金州杀人魔的DNA。
但只有在我们有数据库做对比的情况下，凶手的DNA才好用。CODIS中没有匹配其DNA的数据，加利福尼亚州刑事系统YSTR数据库中也没有。但凡凶手的父亲、兄弟或是叔伯曾在过去16年间犯过重罪，保罗·霍尔斯或者奥兰治县现任首席调查员埃里卡·赫奇克拉夫特都会收到警报。他们会关注此人的家庭，瞄准案发区域内的成员，并启动调查。
但他们什么都没收到。
能够匹配DNA档案的还有一些公共数据库，库中有的不是罪犯的DNA，而是家谱爱好者的数据。你可以把凶手的Y染色体STR标记输入这些公共数据库，看看能不能找到与之匹配的DNA，或者至少是有助于调查的姓氏。
2013年，保罗·霍尔斯这样做过，就像米歇尔曾微笑着宣称自己解决了案件一样，霍尔斯曾以为自己靠这个方法终于抓到了那个男人。
米歇尔在其未完成的章节中讲述了这段故事，题为“2013年，萨克拉门托”。
保罗·霍尔斯还能听见文件柜抽屉重重关上的声音。他清空了所有与EAR有关的东西，打好包，用联邦快递交给了奥兰治县的拉里·普尔。
“拉里收到了吧。”霍尔斯想着，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年后，霍尔斯坐在办公室里无聊地发呆。那时候，他已经是取证实验室的负责人了，迎来了第二次婚姻，与第二任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已经在取证实验室工作了太长时间，经历过所有专业设备失信的时刻。分析头发？光是想到这个都让他畏缩。他和同事有时会围坐在一起，嘲笑他们过去工作时经常用到的设备，既笨拙又有缺陷，感觉就像第一代移动电话。
他一直说要兑现一个承诺，一个他为了获得稳定的晋升、供养家庭而推迟了十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调查员保罗·霍尔斯——他一直都喜欢这个称呼。他在见对的人、考对的证书，离他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全职进行悬案调查的日子不远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他完全明白会跟着他来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问题——EAR。EAR不再现身，DNA匹配不到，也没有线人举报，每这样度过一年，霍尔斯对他的兴趣就又增长一点。霍尔斯的妻子或许认为他对此着了魔，他做了许多表格，闲下来会去案发现场兜风，还不止一次，他每周都去。
霍尔斯有时会想，这个长相未知的男人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啊！不止毁了被害人，还毁了被害人的家庭，他让警探颜面尽失，还耗尽了多少人的钱财、时间、努力、他们与家人共处的时间、他们的婚姻和余生的性事……霍尔斯极少骂人，可以说不骂人，但想到所有这些，他就想说脏话。
办理EAR案件的第一代警探都出现了健康问题，第二代警探是尽量抽时间办案的，也快退休了。快没时间了。EAR还在回头看着他们，在半掩的门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霍尔斯把椅子拉到电脑前。去年，在对家谱好奇的人之间流行起了调查祖先的DNA，而调查祖先DNA用的工具也用来寻找身份不明的罪犯——不过这一用途罕为人知。许多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此都持谨慎态度，使用这种工具会涉及质量问题和隐私问题。霍尔斯了解DNA，非常了解。在他看来，祖先的DNA只是用来寻找EAR的工具，不能用来确认EAR的身份。他用EAR的DNA生成了Y染色体的DNA档案，也就是分离出了EAR的父系遗传基因，由此他可以将EAR的YDNA档案输入人们用来寻找表兄弟姐妹等近亲的家谱网站。把EAR的YDNA档案中从12到111的任何一部分标记输进网站，就能得到一份匹配列表，表中是可能与EAR拥有共同祖先的家族姓氏名单。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匹配项与EAR的遗传距离都是1，在寻找近亲方面没多大意义。而霍尔斯在找的，是难得出现的0——高度匹配项。
霍尔斯每过几周就用用这些网站，他把自己的期待值降到零，单纯为满足自己的强迫症。2013年3月中旬的那个下午，他也是这样输入了熟悉的序列，按下回车。过了一会儿，列表生成了，上面有许多他在过去的检索中见过的姓氏。但他不认识列表最开头的那个名字。
EAR的DNA中有一个极为罕见的标记，全球只有2%的人有这个标记。霍尔斯点开最开头那个名字的链接，看到那个人的档案中也有这个罕见的标记，还有另外11个与EAR匹配的标记，全都一样——遗传距离是0。霍尔斯还从来没收到过遗传距离是0的反馈。
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拿起电话想打给肯·克拉克——萨克拉门托县警局内他最熟悉的警探，但在拨号前又放下了电话。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到霍尔斯在马丁内斯（Martinez）的办公室要一个小时。霍尔斯抓起车钥匙。
他要去那个地方——36年前，一切开始的地方。
米歇尔始终没能完成最后的一锤定音——这一锤本可以让所有参与过调查的人久久为之疯狂。至于霍尔斯找到的匹配项，其实是闹了一场乌龙。原来特工处的一名退休探员和一位名叫拉斯·欧亚瑟（RussOase）的业余侦探都曾匿名将EAR的标记上传到霍尔斯搜索的数据库，所以，保罗·霍尔斯找到的匹配项，其实是那两人上传的DNA档案，DNA的来源都是EAR，所谓的匹配不过是EAR在和自己照镜子。
米歇尔认为，DNA是让大家走出金州杀人魔[116]迷宫的最佳工具。在美国，仅有九个州允许在州内数据库中进行家族DNA测试，加利福尼亚州是其中之一。如果GSK的兄弟明天因重罪被捕，那我们就将看到一个DNA命中项。但数据库中的数据只涉及犯过罪的人。
米歇尔曾将凶手的DNA档案上传至Ancestry.com的线上YSTAR数据库，以为自己可能找到了他（经翻译的网站截图见图6）。
快速瞥过结果列表最开始的一行，似乎是有那么些希望。从对勾的数量上看，最上方的名字有许多命中项（我们隐去了所有名字）。这个名字的姓氏非常罕见，仅有少数美国人和英格兰人使用。名字旁的MRCA是“最近期共同祖先”的缩写，数字是几代人的意思，即你需要在家谱中回溯几代人才有50%的可能与此人拥有共同的祖先。据估算，最上方的名字与米歇尔（此处指代凶手的DNA）[117]之间的MRCA值为11代（50%的可能性）。
把结果分享给保罗·霍尔斯和其他专家，米歇尔就会发现，这份结果的意义没有她一开始想的那么大。11代意味着你要追溯此人家中330年的历史，即便追溯了，你也只有50%的可能找到他。
要用这些结果找到对的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科琳·菲茨帕特里克是米歇尔咨询过的专家之一，他是帮人寻找亲生父母的法医系谱学家——也曾协助解决过一些重案要案，包括协助逮捕在菲尼克斯（Phoenix）臭名昭著的运河杀手（CanalKiller）。菲茨帕特里克也确实写过关于法医系谱学的书[118]，他曾与米歇尔通话数小时——许多时候还在凌晨——讨论各种利用家谱找到GSK的方法。
图6
米歇尔过世后，科琳告诉比利，尽管我们没能通过上述数据对比找到可用的家谱，但也确实发现了线索：
“就算你得到的Y匹配项与凶手的遗传距离很远，但如果这些匹配项都有相同的姓氏，那这就很可能是凶手的姓氏，凶手和那些匹配项一样，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祖籍相同），可能在许多代之前拥有相同的祖先。但在EAR的情况中，结果列表中的名字姓氏都不同，也就无从追溯。有时候，这些名字的‘特色’也能让你了解凶手的种族渊源。如果结果列表中全是爱尔兰姓氏，那凶手很可能就是爱尔兰人。我调查运河谋杀案时，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我不止发现运河杀手姓米勒（Miller），而且还告诉菲尼克斯警方，他是一个有爱尔兰血统的米勒。几周后，他们逮到了布赖恩·帕特里克·米勒（BryanPatrickMiller）。这就是为什么我说，EAR有德国姓氏，但他来自英国，这是我在为米歇尔做测试时发现的那些名字的‘特色’。”
因此，我们在找的这个人，有德国姓氏，但其家族曾在某个时间段住在英国。当然了，他也可能受人领养，那样的话一切就都难说了。
一切都要看用来比对样本的数据库有多大。时间来到2016年，许多公司都推出了检验DNA档案的服务，且会将档案加入快速扩张的数据库中。这些公司进行的都是常染色体DNA测试。只需约100美元和一点点你的唾液，这些公司就能生成你的DNA档案，顺便还帮你了解自己未来是否会患阿尔兹海默症、自己眼睛出现某种颜色的概率有多大。被收养人和单身母亲养大的孩子也能用到这类测试，他们通过测试结果可以找到过去不认识的堂亲或表亲，由此找到自己的生父，并了解其他与他们身份有关的信息。就算你一开始没有找到命中项，也仍然有希望。如果有新的家庭成员上传了他们的DNA，这些公司就会发邮件通知你。最近，比利就收到了来自23andMe题为“你有新的DNA亲属”的邮件，几年前他上传过自己的DNA。“过去90天，51位与你拥有相似DNA的人加入了DNA亲属库。”这些测试不止与父系血统有关，而是与每个人都有关。
最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库十分庞大——23andMe有150万份档案，Ancestry则有250万份。
如果执法机关能将犯罪现场的DNA输入这些数据库，通过数据库中犯人的表亲找到正确的调查方向，那会有多少谋杀案、强奸案及其他暴力案件得到解决？遗憾的是，没有一家公司会和执法机关合作，因为这涉及隐私问题，也触犯公司的服务条款。
这个谜题的答案，很可能就藏在23andMe和Ancestry.com的数据库中。一想到这件事，米歇尔就彻夜难眠。
如果我们能把凶手真实的基因材料提交至其中一个数据库，而不只是提交一些标记，那找到他的二代或三代表亲或堂亲的概率就变得很大，调查员将能通过这个表亲或堂亲摸到凶手的真实身份。
所以说，答案很可能就在这扇紧锁的门后——这扇为隐私问题和非法搜查扣押问题紧锁的门。
米歇尔也想过如何将凶手的DNA上传至这些快速扩张的商业数据库，她应该可以避开服务条款。但要把DNA输入数据库，那些公司就会寄来一根收集唾液用的圆管，让你寄回给他们。米歇尔没有凶手的唾液，甚至连一个拭子都没有。她有的，是纸上的档案。不过，据比利的一位科学家朋友表示，还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总会有看不过眼的人谈起隐私问题，谈起企业的使用条款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他们还会引用《侏罗纪公园》（JurassicPark）里杰夫·高布伦（JeffGoldBlum）所饰伊恩·马尔科姆（IanMalcolm）的一句经典台词：“你们科学家总是一门心思想能不能做，从不静下来想想该不该做。”
米歇尔为《洛杉矶杂志》撰写的专题文章可谓本书的基础。她开始写那篇文章的同时，也开始慢慢收集起了官方卷宗。她很仔细地阅读了那些资料，并为报告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及物品建了一个索引。这样做的目的有三：方便定位报告中出现的与调查相关的元素；彻底区分不同人名，依据这些人之后地理位置的改变，找到值得关注的名字；找到重复出现的名字和被害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米歇尔与在职和退休的调查员都建立了联络，并且他们的关系已经进化到了可以公开交换情报的地步。她就如同名誉调查员一般，她的精力与洞察力为进展缓慢的案件调查又注入了新的活力。她将我们的发现连同“总清单”一起分享给了那些在职调查员。
官方的案件资料还在不断增加。2016年1月，米歇尔迎来了整个查案过程的**——她与保罗一起拿到了令人震惊的实体资料。他们被领到了奥兰治县警局狭窄的储藏室，那里存有满满65盒EAR相关卷宗。他们竟然得到允许，可以在监督下仔细查看这些卷宗，还可以把想借的部分借走。
这就是“主矿脉”。
他们挑了35个盒子和两个大物料箱带回洛杉矶。
米歇尔多考虑了一步。他们不是开一辆车来的，而是一人一辆SUV开到的圣安娜。两人把盒子整理好，放在手推车上推到了奥兰治县警局总部后的装卸处，把资料塞到了两辆车里。幸运的是，副警长从楼里出来的时候，没注意到他们的行为，似乎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尽体力之所能以最快速度把盒子搬上了车，生怕奥兰治县警局的人改了主意。
回到洛杉矶，他们把盒子搬到了米歇尔家的二楼。这个曾是女儿游戏室的房间，变成了存放盒子的储藏室。
他们迅速开始了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所有可遇不可求的资料——所有米歇尔还未见过、也太久未见天日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堆积如山的补充报告也在这里。这些补充报告是从零散的文件中整理出来的，大概是收进储藏室就被遗忘在EAR文件柜后的一叠，没有用专门的文件夹收纳，而这些，才是米歇尔和保罗最想得到的资料。米歇尔和保罗都认为，如果犯人的名字在文件中的某处出现过，那很可能藏在某条边边角角的线索中，比如被人淡忘的嫌疑人、为人所忽略的目击者报告、从未被深究的奇怪车辆，抑或是某个闲逛在附近的可疑人物——虽曾现身，却也给出了看似合理的理由徘徊在附近。
米歇尔买来两台大容量数码扫描仪，两人便开始对资料进行扫描。其中大部分资料连保罗·霍尔斯、肯·克拉克、埃里卡·赫奇克拉夫特等现役调查员都没见过。扫描后，他们就能轻松接触到这些资料，还可检索其中的内容，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调查员都曾为米歇尔提供过无价的帮助，所以这也给了米歇尔一个机会，报答他们的慷慨与宽宏。
这是自调查开始以来，唯一一个也最令人兴奋的转折点，是一切的核心，是改变命运的关键。米歇尔相信，这些盒子里出现过犯人名字的概率高达80%。
《洛杉矶杂志》的文章发表后，米歇尔写过一篇博客，写到了她从那些安乐椅侦探那儿得到的信件，这些侦探都了解过案情，也都痴迷于破案——尽管有些人只痴迷了几个小时。
上周，我收到了许多读者关于《追随杀手的脚步》一文的反馈。许多邮件里都提到了对证据的看法，还有关于如何逮捕金州杀人魔最好的新点子。要知道，金州杀人魔是个无法让人忘怀的连续暴力罪犯，从1976年到1986年，受其所害的被害人遍布加利福尼亚州。
读者提到最多的是对地图的看法，许多读者都从自己的专业或学术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位做总承包商的读者曾经参与规划“高尔夫社区”，认为这幅地图像是他负责过的某些社区。他说，那些手绘路径，像是为高尔夫球车设计的道路。
另一位读者就地图上详细绘制的房产边界线给出了令人后怕的观点。他在邮件中写道，这些边界线代表围栏，因为画图人要标明他在黑暗中移动时会遇到哪些障碍物。
还有读者在“看到疯狂这个词，我就想到六年级”这篇小作文中找到了线索。她指出，“六年级”的“六”看起来更像“G”[119]，并且“六”前面的词显然是后补上去的，就好像作者回过头修改过之前写下的内容，在这位读者看来，“G”很可能代表作者长大的城镇名字。也就是说，犯人在一个以“G”开头的城镇长大。
这篇小作文详细描述了作者对其六年级男老师的憎恶之情。不止一位读者指出，作者写的老师很可能是小学老师，而在20世纪60年代，六年级男老师并不多见。
另有读者指出，金州杀人魔早期作案的地点维塞利亚，是附近勒莫尔海军航空基地（LemooreNavalAirStation）里许多飞行员住的地方。这位读者认为，凶手可能是飞行员的孩子，因为该系列案件中的其他几个案发地距离空军基地也很近。
这些线索中有一部分可能对描绘凶手形象有帮助，其他一部分则可能与凶手没有一点关系。这就像你在旧物拍卖中买到的拼图，其中可能混着其他拼图里的20块碎片。
米歇尔决心调查每一块碎片，看看它是否属于这面拼图。直至离开人世。
“待办事项”是她在硬盘里留下的最后几个文档之一——创建于2016年4月18日，她过世的三天前：
·问黛比·多明戈关于手电筒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从别人家拿过手电筒。据她所知，格雷格去过托尔特吗？
·（某警探）在O/M案（奥弗曼、曼宁案）后因精神原因休假了，雷说过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犯罪现场〔出自写给欧文（Irwin）的邮件〕。为什么比多明戈、桑切斯案更糟糕？
·问埃里卡：我在解读犯罪现场方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你认为在克鲁兹案中发生了什么？
·问肯·克拉克：马焦雷案发生时，有没有关于该案的公开报道或是媒体报道？FBI检测家族DNA时，本来预计会有200到400个命中项，结果一个命中项也没出现，这是真的吗？
·问肯，他说的穿小丑服走在街上的丈夫还是什么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题写了一页又一页。我们将在米歇尔的博客“真实犯罪日记”中，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于这宗案件的讨论还在继续，我们也邀请读者加入讨论，还有数不尽的留言板，在日夜不停地更新关于凶手的新线索和新的破案思路。米歇尔总说，只要能破案，她不在乎破案的人是谁。
米歇尔对这宗案件造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用肯·克拉克的话说，她“唤起了人们对凶手的关注，他是美国最不为人知却最恶贯满盈的连续罪犯之一。要不是我这些年在查案时亲自读过这些报告，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她专业的调查、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对找到真凶的渴望之真挚，让她得以在调查中求得平衡，既保护了被害一方的隐私，又用一种外人可能会认出真凶的方式曝光凶手。”
“能取得如此多管辖区域中如此多警探的信任实属不易，”埃里卡·赫奇克拉夫特告诉我们，“但她努力做到了。你知道，这多亏了她的名誉、她的坚持，还有她对这起案件的关切之心。”
保罗·霍尔斯也这么认为，他甚至认为，在这起案件中，米歇尔就是他的调查伙伴。“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络。我发现什么让我兴奋的东西，就发给她，她也会为之兴奋。她研究案情时，发现了可疑的名字就发给我去调查。这起案件像把我们的情绪架在一辆超级过山车上——在轨道高点，你以为自己找到了真凶，内心汹涌澎湃，紧接着一个俯冲，你因为这名嫌疑人的DNA不匹配排除了他。我和米歇尔一起经历了这些高高低低的情绪起伏。我找到过非常可疑的嫌疑犯，她也找到过，这时候我们就会来回发邮件，激动的情绪便愈演愈烈，不料最后，嫌疑排除，一切戛然而止。
“米歇尔不仅取得了我的信任，还取得了整个特别小组的信任。她证明了自己就是天生的调查员，还用洞察与执着丰富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她有深入了解案情的能力，有许多人没有的洞察天赋，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有风趣迷人的性格，集所有这一切于一身，着实令人惊艳。起初，她只是个局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知道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能做到如此的唯有她一人。我想我们这种在私下和公共场合都成为了伙伴的关系，在犯罪调查中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点上，米歇尔堪称完美。
“我上次见米歇尔是在拉斯维加斯（LasVegas），我们就这个案子聊了很久。我一点也没意识到，那会是我最后一次与她面对面交流。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的时间定格在了4月20日星期三。像往常一样，她发给我了一些她和同伴发现的资料，她认为我也应该看看。她在邮件的结尾写道‘回头见面聊，米歇尔。’
“周五晚，我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下载了那些文件。她仍在帮助我。”
米歇尔在2013年12月写给编辑的一封邮件中，谈到了每个真实犯罪新闻工作者在记述未结案件时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结尾？
我对这起案件的侦破仍然持乐观态度，但也清楚，记述一桩如今尚未结案的案件，挑战有多大。我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个想法。我的那篇杂志文章发表后，从读者那里收到了数不尽的邮件，几乎每一封都这样开头：“你可能想到过这个，但如果没有，可以考虑（插入某个与调查有关的观点）。”这些邮件让我确信，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一位夏洛克·福尔摩斯，都相信，只要得到足够的线索，他们都能解开谜题。如果说记述悬案的挑战——或者说内在弱点——是案件未结，因而没有给读者一个交代，那为何不反过来把它看做一个优点？从过去到最近，我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几百页分析材料——包括地理侧写、对鞋的分析、对案发当周每一日的分析等等。我的想法，就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书里，给读者一个扮演侦探的机会。
直至知其姓名，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也在扮演侦探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