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個月，我的時同概念裏已取消了下斑和周末。
森幾次打來電話催我回去，丈夫被接二連三的考試累病了，妻子竟沒法兒守在身邊，氣得他摔話簡，在電話那一頭大發雷霆。
“一家子就是不能出兩個研究生！都有自己的事業，誰肯作出犧牲？”
言下之意，又在提醒妻子的失職。
對此我深感內疚，因為自己正在全心全意支持另一個男人成功。
當然這個工作本身對我也有很大的**力。川野的成型攻關我不過是與英國人平分秋色，而江“的電機係統改造我決心獨立完成，實現對自身的“超越”
從小我就一直相信這種心理暗示的力量，對自己明確了奮鬥目標，積極因素便發揮得淋漓盡致。
周末回福岡隨之成為一件不愉快的事，兩人的爭執開始多起來，有時為了些許小事也要吵鬧不休
森自從那日見了柏原一眼，疑心就越來越重，經常公開地表現出不信任，我已經在考慮是否坦白交待的問題。
森過去常說我和女兒暉是他生活巾的太陽、而我雖然從未對這個人產生過愛情，卻一直希望能挽留住他的友誼，在措辭時便有諸多顧慮。
森這時正快快不樂地注視著窗外的太陽冉冉西下，也在為挽留兩種內涵不同的光輝而絞盡腦汁尋找話題：管房子的老頭兒答應按“寮生”收費了，那樣可以大大降低房租，又爭取到了一份送報紙的工作，每天早晨四點就得起床，但不用跟日本人交談而酬勞頗豐，
森現在對所處的國家懷著一種近似仇恨的反感，非但不接受我的經濟援助，而且也拒絕申請獎學金，偏要這麽苦掙苦紮自力更生！
“是否鄉親父老們有誰死於侵華戰爭，所以如此苦大仇深？”我百思不得其解，“許多日本人對那場掠殺已經懷著贖罪的心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