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上一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革命，幾乎就是一埸罕見的文字檢疫運動。政治清查，思想批判，大都以當事人的文字為依據。很多人一夜之間成為叛徒、特務、漢奸、反革命、走資派、右傾分子、516分子，往往都是緣於一句話或者一張紙片。言辭就是根據，文字就是鐵證，這是當時的社會共識，甚至還算當時最為開明和最為公正的辦案原則：可以避免隨意的想象和推斷，保證結案時的證據確鑿。
至於文字以外的東西，比如這個人說話時笑了嗎？這個人說話時有什麽樣的笑？……這一類身體語言卻因時過境遷以後難以查證，往往被後來人馬虎放過。因此當時有“文字獄”，但至少不會出現“表情獄”。
高君就是這樣在父親的抽屜裏發現了交代材料，發現父親承認自己在三十年代參加過國民黨，並且書寫過“擁護黨國領袖蔣介石”、“永遠忠於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類大黑話。高君大吃一驚，在抽屜前哇哇大哭。受過多年紅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親想象成一個歪戴軍帽、斜叼煙卷並且在集中營裏嚴刑拷打革命者的凶手，同時把母親想象成一個珠光寶氣濃塗豔抹並且在麻將桌旁惡聲訓斥傭人的闊太太。他沒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隱藏了這麽久，沒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跡地混在革命隊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讀毛主席的著作並且要孩子們穿著破舊衣服下鄉參加農業勞動。他擦去淚痕後驚天動地地摔門，然後對著空中大喊一聲：“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
這是父親苦苦勸高君不要出走的時候。高君後來還知道，這是父親已經得知單位上的革命組織即將對他采取行動的時候。父親結結巴巴，很想向兒子說清但不知道如何開口。幾天後，父親跳樓自殺。
直到運動結束的1979年，高君的父親獲得平反。一位審案組官員對高君說，國民黨裏確實有惡棍和腐敗，但他父親倒沒有被查出什麽劣跡。他父親在學校畢業時是參加過國民黨，入黨後熱情投入了抗日宣傳、救濟難民、搶修滇緬公路的建設，具有那個時代很多革命者同樣的社會熱情。據有關調查結果，當時有些地方的國民黨也不是什麽大餡餅，青年學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煙的，怕打仗於是跑到國外去的，倒是不願意參加國民黨，也被那個學校激進的國民黨支部所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