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高君願意找我聊天，談到我們共同的一些熟人。他心上和嘴上都多事，說某雜誌主編明目張膽要作者給送禮，說某朋友拿著空照相機給他人熱情萬丈地拍照然後謊稱膠片不幸曝光，說某博士連一個管資料的精神病人也敢去強奸，那病人老得足可以做他的媽……這一類醜聞明明出自他的口，但被他一次次強調傳聞發布者不是他，原作版權另屬他人，他不過是聽說而已，聽說而已。
這就是說，他不能對這些事情的真實性負責。這還不算，當他成功誘發出我的驚奇和憤慨以後，還一個勁來壓抑和反駁，比如說：“當主編就不能與下級有人情往來麽？朋友之間送條金項練又怎麽樣？”“膠片曝了光也是常有的事吧？說他拿空照相機唬人，誰能證明？”“一個博士能愛上一個精神病人也是很崇高的吧？我看這件事還應該上報紙表揚呢嘿嘿。”……我直到後來很久，才發現他的壓抑和反駁已成習慣，他要掃**一切無聊的流言蜚語。
如果將他這些話予以轉述，甚至用錄音機錄下來存檔備查，高君都具有澄清謠言和信任朋友的姿態，都會被傳聞的當事者們心存感激。但他的反駁又明明不是反駁而是一種鼓勵，因為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露訕笑，目光斜斜地投來，有時還做一個小小的鬼臉，以表示他並不相信此時說出的話，隻不過是把這些強辯之辭擺出來供我批判，把這些荒唐無恥的謊言公布於眾以激發我進一步鳴鼓而攻。於是他在對所有朋友名譽負責的同時也讓我高興，高興於我們的同仇敵愾。我們在餐館裏又叫上了兩瓶啤酒。
顯而易見，他把微微一絲訕笑運用得恰到好處。這樣他任何時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以言語和神情的不同分工，聲討了惡行又寬赦了惡行，申張了正義又規避了相關風險，不用擔心自己因失言的走漏而得罪什麽人。他後來果然獲得了廣泛而良好的人際關係，成功地晉升為什麽主任，是最獲領導信任的年輕官員，在我的插友中是最有出息的一個。他五歲的女兒在機關大院裏也高興地大叫他為“高主任”，曾讓我聽得一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