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暗语，都是普通语，只是暗含着言说者们各自特殊的感觉经验，不容易被听
者理解。严格地说起来，这些普通语都是必须小心提防的暗语。有关例证太多，这里仅略备几则：
暗语一：地主
太平墟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最好的一个要算嵩山大队的乔爹。据说闹红军的时候，红军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国民党军队杀回来，有人劝他报仇，说县里关了好多共匪，你老人家与县太爷是朋友，何不要县太爷给你杀几个祭坟？乔爹叹了口气，说我与县太爷至交不假，我要他上午杀，他不会拖到下午；我要他杀三个，他不会杀两个半；只是杀得再多，我儿还是活不转来呵。
他没有报复。大概就因为这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他网开一面，虽然定为一个地主，列为阶级敌人，但只是划了一块地让他去劳动改造，种点红薯和包谷，自己养自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山路上遇到他，发现他老得驼了背，一只眼球蒙着白絮一朵，是严重的白内障。他不认识我，见我读书人模样，当成乡政府的干部，“干部同志，我一定要请你帮个忙呵。”他递上一支皱巴巴的纸烟，“政府还有没有地主分子的指标？要是还有，你一定要照顾我一下，给我一个，我实在是困难呵。”
我以为耳朵听错了，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不是在开玩笑，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我真是没有活路了。今天一张红纸来，明天一张白纸来，都是来要我的命。我有五个侄儿，八个外甥，还有六房表亲，你说我还能活么？我怎么这样没有八字呢？我这样反动，什么坏事没做过？政府英明伟大，怎么就不再定我一个地主？……”
我后来才明白，他是说他的亲戚多，需要送礼的红（纸）白（纸）喜事也就多，人情负担实在不堪承受。想来想去，还不如当年劳动改造的时候，亲戚们都不敢与他沾边，邻居们也不敢与他沾边，一个人倒也吃了碗安稳饭和清静饭。他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早已消失，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在很长时间内曾让人们心惊肉跳，更不知道乡政府眼下掌握的扶贫涉及到贷款、化肥、种籽、粮食、棉衣但独独不可能有什么“地主”指标分配。他完全不明白这一切。
他老泪纵横，感慨命运如此不公，竟把他的地主帽子给摘掉了。他甚至羡慕一个过失纵火毁林的刑事犯，说“他八字好呵，好得不得了，还没怎么反动，烧一把火就住进牢里去了，什么红纸白纸都没有了。这人与人比得么？”
暗语二：开会
我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时值文化革命后期，同事们最喜欢开会。开会的吆喝声一起，大家涌到会议室里，摆上茶，摆上烟，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个要好好开上一把的劲头。先是闭着眼养养神，薄薄地汲几口茶水润润肠胃，等馆长把某个上级文件读完，好，良辰已到，各位开讲，城南的麻子城北的跛子，冬天的豆腐夏天的酸菜，唐朝的侠客明朝的妖精，一五一十都翻出来算是深入讨论文件精神。在这里，没有人会说出反对文件的话，拥护和颂扬甚至有些过分，比如有人会大声宣布“我们决不能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待听众吓得目瞪口呆，再弹一弹烟灰，吮一口茶水，左右看看，解开一个得意的包袱：“我们铁定要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条狗！要我们咬张三就决不咬李四，要我们不吃肉就只吃点饭。”
这一类话当然不会有政治问题，有点可笑也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哄堂大笑中，还有人诡秘兮兮交流着一些眼神，真实态度尽在不言之中。
这些政治学习是神仙会，嘴皮子操练，俏皮话会餐，故事传奇大比拼，外带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买卖行情以及家务经验，一个星期好容易才开上两次，常常开得与会者们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纷纷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学习深入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都说，我们觉悟低，不多开几个会怎么行呢？这文件很深奥，不多讨论几次怎么能吃透精神呢？工作再忙也不能放弃主观世界的改造吧？面对这乱糟糟的一锅，馆长大为放心又觉得味道不正，心存疑虑又觉得无懈可击，只能糊糊涂涂地带过算了。
多少年后，我在国外过了一段冷清孤独的日子，碰到一个记者，被问及我最想念中国的什么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开会。”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没有听明白，在我再次重复这两个字以后，还是满脸惊诧连连摇头。这没有什么奇怪，他没有参加过我的那些会，他采访过的另一些中国人肯定也没有我那一套开会的经历。据说有个七十年代偷渡出国者碰到他，解释自己非偷渡出国不可的理由，只有语气极为恐慌的一句话：“他们那边要开会！开会！开会！”
暗语三：小姐
太平墟很多农民也进城打工，包括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自父亲被判死缓以后，卫生院的临时工当不下去了，也进城来找出路。
知青们是他们的联络对象。独眼木老爷在生意场上路子宽，给很多人介绍过工作，见雨香长得还有模样，就介绍她去一家歌舞厅当小姐，也就是农民说的“吃花花饭”。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老朋友都觉得老木缺德，竟把老领导的骨肉往火坑里推。当年雨香他爹对知青还算不错，你怎么可以这样没心没肺？
回到太平墟，我才知道没心没肺的是我们这些道德君子，倒不是老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有些乡亲说，莫看城里仔嘴巴说得乖巧，真要办实事，还是数那个独眼龙，那个木胖子，就他义道一些，你看他给人家雨香找了个多好的饭碗，松松活活就赚得大钱，两年就在家里盖起了新楼房，一进寨子就看得见。哪像某某某呢，竟然让人家去扫大街，一个月两百多块钱，还要吃自己的！乡里人就这样不值价呵？
其实村子里一开始对歌舞厅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的。雨香的丈夫修路时折了腿，还撑着一根拐杖，跑到乡政府大吵大闹，口口声声要离婚，说自己不愿意被别人戳背脊，又在门前备置了一个猪笼子，扬言臭婊子一回来，就要把她沉塘喂鱼。没料到年关前雨香从城里回来，一进门竟光焰照人，披肩发，高跟鞋，小皮裙，纹眉描眼，真皮手袋，围巾手套，又是手机又是寻呼机，打开钱匣子里面又是人民币又是港币，简直是个仙女下凡贵妃省亲，流光掠影照得丈夫几乎睁不开眼，镇得他根本不敢吱声。这哪里还是雨香呢？既然不是雨香，不像是雨香，丈夫准备得好好的一套恶词还派得上用场？
丈夫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烧水还是该去劈柴，不知道鼻子眼睛该怎么安置，脸上该有什么样的表情。他想收拾一下老婆从城里带回来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他一样都没见过，一样都不懂，怯生生地不敢造次。直到雨香捂着鼻子，对堂屋里的鸡鸭粪很不习惯，丈夫才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出路——赶快去哄赶鸡鸭和打扫房子。
几天以后，他慢慢放松下来了。他的娃仔已经受到羡慕，穿着鲜亮的运动套装，穿着洋式的旅游鞋，到小店里去买红红绿绿的袋装零食，还有一个电子游戏机让小朋友们好奇地围观。他自己也开始受到羡慕，抽着硬盒子的香烟，穿着油亮的皮鞋和挺刮的西服，在麻将桌上拍出五十圆的大票子眼都不眨，还在村道上接受各种客气的招呼和刮目相看的打量。有些不速之客也上门求见——估计这一家就要盖新房，他们一个劲地来推销机制砖、木材以及水泥。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晃悠悠地翘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吹出一个烟圈，“价格太贵了吧？你以为我家里的钱都是捡来的？”
“哪里，哪里，都知道你家雨香在外面打工不容易。”
“老子在家里又喂猪又侍候老小，你以为容易？”
“更不容易，更不容易。”
“你明天来听讯吧。”
“还等什么明天呢，你是大老板，不就是你一句话么？”
“是呵是呵，我们都来过三次了，不就等你一句话么？”
被人家反复央求，丈夫心情很好，发现自己也是个人物了，而且发现并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人们是真心地巴结他，是真心地等待他一言定乾坤——他不说了算谁说了算？
这正是雨香的妇道所在，并不因为多赚了几个钱就不给男人面子。这也正是雨香口碑良好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夸她赚大钱不忘节省，据说在城里有时只吃方便面，一个个钱都攒着带回家来，回到家里还喂猪砍柴，不像九家湾一个婆娘，有钱就变心，居然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们还赞扬雨香热心助人，遇到家乡姐妹们去找她，她介绍姐妹入行从不留一手，有业务大家做，有机会大家上，不像坳背里另一个婆娘最会吃独，说话总是含含糊糊，行踪总是躲躲闪闪，留给姐妹们的电话号码从来不是真的，无非是怕别人去抢了她的饭碗么……我从这些议论中慢慢地发现，道德标准依然存在，只是出现了一些下调，比如不再对从事何种行业做出评价，只是对业内竞争是否公平一类问题做出评价。道德力量在这里仍然强大，只是出现了一些退却，比方并不规范人们如何赚钱，只是仍在约束人们如何用钱。
道德不是明明白白地还在么？有些人一见歌舞厅里脂凝粉乱，就痛惜当今之世道德沦丧，是否知其一不知其二？
衣食无忧的人，最有义务讲道德，但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指责雨香这种人的庸俗乃至恶俗，则可能放过了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雨香是庸俗的，甚至是恶俗的，然而想一想她丈夫重伤的腿，想一想她家孩子无钱上学时的凄凉，想一想她家老人有病无钱医治时的焦急，想一想她家那个破烂小土房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倒以及夫妇俩的束手无策欲哭无泪，再对比一下眼下他们的扬眉吐气，她怎样才能够不庸俗乃至不恶俗？如果社会或他人不能及时解除她的困迫，她能不能把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最实际和最具体的生活打成一个包，搁置起来，等数年或者数十年以后再开始过？
可惜的是，老木能够帮她，而我不能够帮她，即便窥探到“小姐”这个词里一种陌生的义涵，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词的轻薄。
我在陌生的义涵面前束手无策。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内心中，道德标准既然能够下调，那么就能够上调；道德力量既然可以退却，那么也就可以进逼；也许，在雨香赚到了足够的钱以后，或者是太平墟的人统统富足起来以后，不论是通过社会改进还是个人奋斗的手段，一旦令人窒息的贫困消失，很多旧事就得放到新的生活处境和背景里解读。在那个时候，仓廩实而知礼仪，人们会不会对吃花花饭重新感到匪夷所思？特别是当一个女人衰老得再也赚不回什么青春钱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包括曾经受益于她的人，会不会突然有道德感的回归？会不会突然露出一脸惊讶地质问：“那么多人劳动致富，你怎么就不会？那么多人都受得了穷，你怎么就不能？你怎么可以要钱不要脸呢？”
他们说的当然是事实，是很多人那里的事实，只能令这个女人哑口无言——她也许没法说清楚她的事实是怎样的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淡忘了过去的一切。如果年老色衰的她也跟着痛恨自己的下贱，恐怕不会是特别奇怪的结局。
我在熟悉的义涵面前同样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雨香她是否想到了这一天的悄悄临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浑身飘散出香水味，摇摇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正准备往城里去。她丈夫打着一把花布伞，扛着旅行包，兴冲冲走在她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
我打了个招呼，接受她目光中透出的冷淡——她一直怨我没给她拉过什么业务，对我劝她不要去那种歌舞厅也耿耿于怀。
“过两天我也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大哥那样忙，我哪敢来打搅呵？”她冷笑了一下，斜斜地看了我一眼，笃笃笃的鞋跟声踏得更响。
我看着她的背影无话可说。
暗语四：饥饿
邻队有个知青姓陶，外号河马，常来我们这里玩。他身高体胖，重约一百多公斤。一条大腿有水桶般粗，两个村里的后生还抱不起来；一个脑袋足有饭锅般大小，若是颗猪头，割下来佐以姜葱椒蒜，足可热气腾腾喂饱几家人口。他跑动起来的时候，脸上以及全身肉波**漾和滚动，曾被一位老农端详以后惊叹：“好泰实呵，这后生真是好配种——”
于是又有了“良种河马”的外号。
他太能吃，一张嘴是口潲缸，两斤饭倒进去，五个红薯塞进去，两眼一鼓，就没有了，屁都不放一个，像没吃一样。为此他常常跑到各处揩油，总能嗅出你们这里的猪油或者面条藏在什么地方，总能嗅出你们的嘴上残留着鼠肉还是酸枣的气味。为了得到这些吃的，他人大志小，低三下四，帮着主人担粪，帮着主人劈柴，喊哥哥喊姐姐，喊叔叔喊婶婶，厚颜无耻到极点的时候，你煽他的耳光也行。他甚至宣布过他的毕生宏愿，就是继承周恩来总理的位置：“我当上总理以后，下令全国所有饭店让知青免费大吃大喝三天，然后就下台！”
有一天，他老远就嗅到了什么，一担柴丢在对门山上，飞奔直袭我们的木楼，把大门捶得惊天动地，“开门！开门！……”
我们用三把锄头顶住大门，坚决不让他进来，同时加快了填塞口腔的动作。这是一只落入夹套的麂子，加入姜片，熬出了可亲可爱的两大碗，是我们隆重的节日，决不能让良种河马染指。我们的面条、猪油、鼠肉、酸枣一类宝贝从未逃脱过他的魔掌，也总得有一次例外吧？何况这两碗麂肉份量有限，完全不堪他筷子抄底那一类凶猛动作。我们听到门外绝望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哀嚎的声音，还听到他的双脚在门上蹭，大概是想攀到门上的横梁，从那里一条空缝探头看看屋里的究竟。还听到他的一线脚步声绕到了屋后的坡上，大概想找出这个城堡的破绽一举攻破。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大声说我们要睡觉了，恕不会客，对不起啦。
外面寂静了，然后听到他的脚步声终于远去。
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缕肉香把他伤害得太深了，竟引起了他疯狂的报复。我们的碗筷还没有洗干净，几个武装民兵突然冲进来，吆三喝四，翻箱倒柜，把屋里屋外抄了个遍，见笔写的纸片就抄走，其中包括小雁拼命想夺回来的一个本子。本子上记录着我们每次内部讨论的发言，在当时是反动透顶的东西。
这就是前面好几次提到过的太平墟“反动组织”风波，是一次差点造成人头落地的报复。
他怎么能够下手这么狠？不就是几块麂肉没吃上么，居然就可以告密？就可以把朋友们往死里送？事情渐渐平息以后，我愤怒地质问过他，发现他眨巴着眼睛，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情，根本不以为这件事有什么严重，完全是一个无赖。
他后来找过我们，提着一条大草鱼想来恢复关系，被我们轰了回去。他到别的村寨去找知青，也普遍蒙受指责和声讨，都说他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惹不起至少躲得起。他在知青中完全孤立了，在农民那里也遭指指点点，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哪怕他讨好地去给人家挑水砍柴，叫人家叔叔婶婶，也总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似乎他是个麻疯病人，满身是毒，到哪里就会毒到哪里。他说他根本没有害人的意思，说他只是气不过，说他只是开个玩笑，说他根本没有去告密，说他爸爸是工程师而他八岁还吃奶……他越说就越说不清楚，最后赤身**跑到一条无人的峡谷里去了。人们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的衣裤鞋袜都不知脱到哪里去，只剩下一座**裸和黑黝黝的肉山。这座肉山挥舞着一个扫把，对一片碧波**漾的湖水吼叫着挑战，说他手里操着丈八蛇矛，得儿咚咚得儿锵。又说他是大元帅，家住水晶宫，以嫦娥为妻，玉皇大帝正召他去扫**邪魔，派给他十万天兵天将……
如此等等疯话荒唐无稽。
他被家人领回了城市，送进精神病院。据说后来病好了，还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司机。在我们都离开了乡下之后，据说他还开着一辆大货车来过这里，见人就掏出香烟，最昂贵的中华牌香烟一连撕开了好几包，请各位赏脸。还拍着胸脯要熟人们到他厂里去做客，吃饭睡觉全包在他良种河马的身上，顺便把一把把钞票扯出来以作证明。他还像表演杂技似地把汽车开得满山跑，逢沟过沟，逢岭上岭，在没有公路的地方，也像台坦克碾得一路尘土飞扬，居然驶过一片包谷地，闯过一片油茶地，钻出竹林以后又旋风似地沿着田埂狂奔而来，最后尖锐地大叫一声，稳稳地停在晒谷坪——大货车气定神闲，全身居然一道刮痕都没有。司机举目四顾，接受大家对他这一手绝活的啧啧称赞。
要不是有人拦住，他夸口还要开着汽车一步飞到河那边去，你可以想象飞机是怎么飞的，对，就是那个样子。
他还是很能吃，据说一天要吃五顿饭，眼下当然有条件吃得起了，每天吃十顿饭也没有问题。这使我想到当年，大家可能大大低估了麂肉对他的伤害。一个百多公斤的人，一个顶两个，却只有我们同样的一份口粮，饥饿感岂能与常人同日而语？岂能忍得住被我们拒之门外时的刻骨仇恨和冲天大怒？是的，我们都说过“饥饿”，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小个子不知大个子饥。我想到现在的很多人，吃得满桌珍馐都味同嚼蜡了，一天到晚只思虑着怎么减肥，就更不可能理解陶哥当时的饥饿，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撕肝裂肺和走投无路，不可能理解他气昏头以后的那件事——是告密么？也许是。告密又怎么的？告密算什么？他被饿得这么惨还不能告一下什么密？
很可能，他一旦酒足饭饱，也无法再理解自己的当年，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就昏头昏脑地走到大队书记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