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清是哪位文藝理論家在文化革命結束後寫過一篇文章，置疑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美，認為美是客觀的，形式的，相對獨立的，不會因人的階級屬性而轉移變更。文章談到他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設計評審。當時決定國旗為紅色，隻是因為紅色好看，不光為共產黨的代表支持，也為評審委員會中的資產階級代表所支持。還有五顆星是放在紅旗的中心還是放在紅旗的一角，並不牽涉到什麽政治含義，隻是一種純粹形式的考慮，結果被各方代表不約而同地讚成放在一角，可見有超階級的美學規律在起作用。他後來把這一心得告訴了毛澤東，居然得到了讚同與應和。毛澤東還說出“口之於味有同嗜焉”的古訓，表示人類有共同的美感。
兩人的談話在很長的時間內秘而不宣，因為在當時一旦公開就將動搖“階級性”所奠基的意識形態，危及整個官方文化理論體係。直到毛澤東去逝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革命結束，這位理論家才在一篇回憶文章裏透露這一史實。
與同時代大多正統或異端的思考者一樣，這兩位前人私下的交談，仍在尋找一種普遍而絕對的解釋：如果不是普遍“階級性”的解釋，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釋。其實世界上的人不僅可以類分為“階級”或“人”，依據其它觀察角度，還可以類分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兒童，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愛讀書者和不愛讀書者，患高血壓症的人和沒有患高血壓的人，如此等等，不可盡說。類與類之間有異，一類之內則有同。各類屬**織於人，形成具體的曆史過程、社會結構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審美趣味變化萬端，在不同層麵上出現無限組合，豈能是“階級性”和“人性”的兩把大尺子所能一勞永逸地劃定。因此，如果說國旗方案評審委員們一致同意了將五顆星放在紅旗一角，但這種方案未必能讓一個咬著指頭的孩子滿意；如果說評審委員們還一致同意將國旗選定為紅色，但這種選擇未必能讓一個猶太教或者一個伊斯蘭教的人覺得滿意。而這些不滿，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結果，也不是“階級性”失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