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編輯《天涯》雜誌的時候發表過一篇文章。文章談到1948年芝加哥樂團邀請當代最偉大的指揮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擔任指揮，消息傳出，輿論大嘩，在抗議的傳單上，印著另一位意大利偉大指揮家托斯卡尼尼的話：“隻要在納粹德國演奏過的人，就無權演奏貝多芬。（見單世聯《演奏貝多芬的權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貝多芬的權利也就成了一個長久的話題。
為納粹德國效力過的音樂家當然不止他一人。大師級的理查.斯特勞斯，還有後來名震全球的卡拉揚等等，也有類似的曆史汙點。他們曾出任納粹的音樂總監或地區音樂總監，甚至用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為希特勒慶壽。凡是受到過納粹德國傷害的人，凡是珍惜人類生命的人，都有權譴責他們在政治上的這種怯懦。就像中國眾多感時憂國之士曾經有權痛惜“戲子無義”式的現象。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杜牧語）”演藝圈裏有人不憫國事，不守義節，其所占圈內人數的比例，可能既不會多於其它行業，也不會少於其它行業，隻是他們社會知名度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革命係列歌碟《紅太陽》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義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藝作品以聲色內容為主，而以文字內容為次，與義節的關係，不似文字作品那麽直接和緊密。演藝是多種表達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別的多象性和多義性，既在國事之內，更在國事之外，一時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藝人員在聲色的夢幻中迷失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富特文格勒等誠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們為納粹演奏時閃爍的淚花並不一定都是為希特勒而流，淚花中我們所不知道的一切，我們所難以洞察的心弦顫動和憶緒暗湧，也許藏有諸多未解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