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也是一個多多。我在大學裏最崇敬的一個老師不久前去逝了，我很想悲痛卻悲痛不起來。我曾經最喜歡聽他的課，其實那不是聽課，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夢，夢在他的妙語連珠和手舞足蹈裏，夢在他**之下無意間噴出的唾沫星子裏。他也不是在講課，他本身就是《紅樓夢》，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軒，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大神附體，講到動心之處完全是目中無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淚橫流竟用袖口擦鼻涕。
我上他的課不多，但算是他寵愛的學生之一。畢業後十多年以來，常聽到同學們說，他多次打聽我的情況。他還給我寄過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時候。
我本應該為他的去世流淚，為他的才華和性情，為他的殷切關注。我其實是一個容易流淚的人，有時看一個並不出色的電影，明明知道導演在下一步要煽情了，明明知道煽情之技有些可惡和可笑，還是忍不住被電影煽出淚來，哭得自己又傷心又慚愧，像剛才大冒了一次傻氣。我沒有想到，我可以為一部通俗電影流淚卻居然無法為自己最為崇敬的一位老師流淚，眼窩子幹得像枯井，隻能在電話裏誇張地向某些同學表示震驚、惋惜、痛悼以及懷念，隻能折騰一些公文悼詞裏常見的辭藻。我對自己感到羞恥甚至害怕，一張即將寄出的捐款匯票，在我看來是騙子向死者的行賄。
也是向自己不安的內心行賄。
我不想去參加追悼會，缺席的理由總是很容易找到。我怕我的無情會在追悼會上暴露無遺，怕自己無法及時履行悲痛的責任。是的，眼淚常常成為一種責任，一種社會責任和文化責任，是對一切偉人、恩人、親人、友人應有的情感回報——無論他們與我們是近處還是遠離，是過從密切還是音訊渺茫，是一種具象性的日常存在還是抽象性的理念存在。與其說這是他們所需，不如說是我們自己內心的一種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