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大學學潮，事情本來很簡單。K大學校園裏來了幾個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區滋事，打傷了一位女生。學生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凶手，校方也答應報警緝凶，雙方似乎沒有什麽矛盾。但學生指責校方在修複圍牆一事上行動緩慢，收回外單位違規占地方麵也辦事不力，這就牽涉到官僚主義的問題了。還指責校學生會在此次請願中藏頭縮腦，完全不能代表學生利益，這就牽涉到“偽學生會”必須改選的問題了，牽涉到民主、自由一類大事了。
校方掉以輕心，沒料到一件尋常的刑事案會越鬧越大。校學生會主席是個鄉下來的人，見夏天飲水困難，隻知道挑著水桶為大家挑開水灌水瓶，照例當他的抗旱模範，不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學們都回到教室裏去上課，不要圍在行政樓前影響領導們的工作，這一態度被視為對學生人身安全的漠不關心，引起了很多同學的憤怒。當即就有人喊出口號：打倒學賊！打倒禦用消防隊！諸如此類。
麵對鬧轟轟的一群，學生會不知道該怎麽辦，校領導習慣於老一套，層層召開的黨、團員師生會議，部署對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打擊——事後被高層調查組斥之為官僚主義的簡單化，在所難免。他們對八十年代同樣缺少必要的敏感，以為學生們在唱了鄧麗君之後，在跳了迪斯科以後，在看了各種西方影視並且翻了幾本薩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後，還會以恭順聽話為榮。這些人連父母的話都不愛聽，怎麽可能乖乖地聽命於政工部門的官員？學生會其實看到了這一點，曾經想樹立一點親民形象，比如擅自舉辦過一、兩次舞會，擅自召開過一次改革座談會，但立刻被校方整肅，差點落下個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餘之衷情”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