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美國的新左派運動分子，現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當年，他們一定會覺得自己曾經錯用過一些符號，就像男人錯戴了女帽，婚禮誤奏了哀樂。那時候加州青年學子們高揚“伯克利共和國”的大旗，在人民廣場安營紮寨，種糧的種糧，煎餅的煎餅，一心要建立天國式的現代自由部落。哥倫比亞大學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則攻占了大樓，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長大人的雪茄煙和雪利酒，操著木棍、槍、燃燒瓶來保衛他們的五個“解放區”，任校園淪為一片硝煙滾滾的戰場。他們誓與帝國主義的美國一刀兩斷，但多數人似乎並沒有找到一種替代性的體製方案，隻知道不要什麽，不知道要什麽，因此是一堆不滿和絕望情緒的大混合，缺乏符號資源和恰切的符號表達，也就在所難免。這樣，他們呼籲平等民權和反對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隊伍裏往往光怪陸離，有人舉著馬克思的圖像來歡呼大麻和可卡因，有人分發完毛澤東的小紅書便來散發**和一絲不掛地走進課堂，有人談論著馬爾庫塞的“絕對自由”理論然後興奮地向大樓玻璃猛擲石塊。某些來自百萬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則爭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髒自己的頭發，在搖滾樂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漢的姿態，不願被時代潮流所遺棄。
他們中間有紅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軍，使資本主義美國不僅麵對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對峙，而且身後遭受一次個人主義的襲擊，或者說是遭受著個人主義槍口裏噴射出來的理想主義火焰。
這一切符號的奇怪鏈接，組成了一幅生機勃勃然而曖昧、紛雜、混亂的思想拚圖，顯示出當時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國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國新右派，一定會覺得似曾相識。思想情感的時代季風當然不同了，馬克思、毛澤東、還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當年美國校園裏那樣時髦了；恰恰相反，美國體製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燦爛燈塔，他們一心要在中國實行最為徹底的現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棄一切烏托邦以後投向美國這最後一個烏托邦。他們最急切地宣傳言論自由和市場經濟，最激烈地譏咒專製和腐敗，但同樣受困於思想的混亂，受困於美學符號的貧乏和蕪雜，比如一集會和遊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國際歌》——居然可以唱得動情投入，唱得眼熱淚流。他們難道不知道這首歌與美國體製南轅北轍？不知道這首歌純屬左翼聲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產黨的黨歌？不知道這首歌是他們極不喜歡的毛澤東在1972年要求全黨、全民、全軍都得唱會的紅色聖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