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認購和張貼領袖畫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隊長家裏去認購，見桌上一大堆畫像裏有大有小，便挑了張小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家裏窮，平常買豬娃隻能揀小的捉，今天也捉個小的算了。對不起嗬。”
他一心想省錢，居然拿豬娃比領袖畫像，反動言論令人發指，立即被大隊黨支部書記下令抓起來鬥爭。幸虧他是貧農出身，免了牢獄之災。
八十年代以後，個人崇拜不時興了，革命領袖的畫像大多被撤下來，但很多農民往往還在廳堂正牆的對聯之間，留出一個肖像的位置，留下空****一塊四方白牆，似有一種頑強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還憤憤地衝著我發過牢騷：“你看看，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對象，黨的領導呢也沒有形象，還四個堅持呢，堅持空氣麽？這話誰聽呢？”
他是指階級敵人都摘了帽，指牆上也不見了畫像，革命就沒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個輕易崇拜的人，從來就不崇拜毛主席的雙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體食堂，但這與牆壁不能空著是兩回事。他需要一個領袖，不管是什麽樣的領袖，就像鴨群需要頭鴨和羊群需要頭羊，幾乎是一種生物本能。其實，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絕大多數人的茫然。在一個民主觀念得到廣泛傳播的時代，即便在一個治權集中於組織而非個人的社會裏，人們還是需要有血有肉的個人形象來代表治權，需要這些形象出現在報紙或電視上甚至牆壁上，這一動物性的視覺習慣，並沒有因為所謂個人崇拜的淡化而結束。
這當然容易造成極權和迷信，也帶來了曆史上很多領袖的苦惱。他們在這個位置上無論怎樣繁忙、怎樣乏味、怎樣危險、怎樣倍遭壓力和攻擊，但常常不能脫身，有太多無形的力量將你強按在這個位置上不得動彈。他們雖然可能有無上的威權，卻也喪失了很多個人生活樂趣。比方沒有行動自由：一個中國明朝皇帝與愛妃**稍稍超時，伏拜於龍床四周的太監們就會齊聲喝止，以防天子自傷龍體；也沒有個人隱私：美國總統克林頓鬧婚外戀的每一次**，都會成為傳媒的頭條新聞並且被國會仔細地審查。他們幾乎沒有私事，任何私事都會道德化，任何道德都會政治化，常常成為巨大政治衝突的聚焦點。在這種情況下，領袖就是人形符號，以個人對群體政治做出風險擔保。針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神化）”或“個人苛責（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眾心理習慣，無非是具象目標代理了抽象目標，個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製度，政治成了細節政治，就變得易於想象以及實在得伸手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