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結案的犯人沒法“投勞”——即投放勞改單位。這是因為勞改單位大多人滿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裏的兩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當上勞動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勞動仔住的監倉要好一些，倉門白天也不上鎖，這樣說吧，這相當於從三等倉搬進了二等艙，鄉下戶口轉成了郊區戶口。因為參加勞動，我們這些勞動仔也有較多自由，有時甚至能跟著警察出外買菜或者運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華，嗅一嗅汽車廢氣或女人頭發的美好氣味。但一般來說，我們都不會借機逃跑，誰也不會幹那種因小失大的傻事。我們有的種菜，有的幫廚，有的喂豬，有的打掃衛生或者修汽車，分成了若幹勞動小組。其中修車組經濟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組員們有時還能請一兩天假回家探親。
我不會修汽車，但畢竟是大學生，可以幫所裏寫標語出牆報，還可以給警察的子弟們補課。我後來得到減刑的寬大，就是因為把兩個警察的小仔子輔導得不錯，讓他們一舉考上了重點高中——可憐這些小伢仔，跟著家長住在這破郊區，實在碰不上什麽好學校和好老師。我記得學生中最差的是車小龍，車管教的大公子，讀到四年級了，九九表還背不全，“甲”字也總寫成“由”字。我有一次問他什麽是被除數，他隻是傻笑。等我再問，問急了，他才一舉揭穿我的偽裝：“老師，你其實什麽都懂，還來問我做什麽？”
我當時差一點氣得暈過去。
我對這些警察從此多了一份同情。他們別說管管孩子，就是逢年過節也沒法休假，充其量隻能輪著回家吃頓飯。在這樣的高牆下一待幾十年，豈不等於判了個無期？他們雖說拿著工資，但吸最劣的煙，喝最粗的茶，碰到夥房裏殺豬分幾斤肉，還高興得屁顛屁顛地有哼有唱，這份日子恐怕連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