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一個朋友，肌膚白淨舉止斯文，多年前是學生民主運動的領袖。當時有個女大學生慕名而來，一見麵卻大失所望，說他臉上怎麽連塊疤都沒有。於是扭頭而去，愛情的火花驟然熄滅。
認為英雄臉上必須有一塊傷疤，這很可能是英國小說《牛虻》在作祟。由此看來，很多人的血管裏是流著小說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按照小說來設計和操作自己生活的。於是，貴族可能自居聶赫留朵夫；罪犯可能自居冉阿讓；醜女們可能爭當簡愛；美女們可能爭當薛寶釵或林黛玉。文學曾經塑造了很多人的履曆。
同樣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爭著穿上舊軍裝往邊疆跑，而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爭著穿上牛仔裝往股票市場跑，這並不是前者與後者的自然屬性有什麽不同——他們都隻有一個腦袋兩隻手，都得吃喝拉撒，活得彼此無大異。至於熱情和興趣迥別，那隻能是文化使然。他們的用語、習慣、表情格式以及著裝時尚，不難在他們各自看過的文學或者影視片裏，找到最初的出處和範本。
文學的作用不應被過分誇大。起碼它不能把人變成狗，或者變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確確實實潛藏在人性裏，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人和曆史的麵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裏，它無法取消愛情，但能為愛情定型：定型為臉上的傷疤，定型出因此而來的遺憾或快樂。
二
從人身上讀出書來，是羅蘭·巴特最在行的活兒。用他的術語來說，就是從“自然”中破譯出“文化”。他是個見什麽都要割一刀的解剖專家，最警覺“天性”“本性”“自然”“本原”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沒有什麽初原和本質的人性，沒有什麽神聖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腸胃，隻有語詞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條理分明來路清楚並且充滿著油墨和紙張氣息。他甚至說，法國人愛酒不是什麽自然事件。酒確實好，這沒有錯。但嗜酒更是一種文化時尚，一種社會團結的隱形範，一種法國式的集體道德基礎和精神圖騰儀式，差不多就是意識形態的強製——這樣一說，法國人酒杯裏的意識形態還那麽容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