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常聽到“做學問”的說法，有點不以為然。這個詞有點像時下另一個很時髦的舶來詞：“**”或者“造愛”——似乎愛是做（make)出來的，隻是一種技術和手段，可以在實用手冊中被設計被規定被訓練指導。隻要操作得法，人們都可以做出仿純真或仿瀟灑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語自有所長，但偏爰人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濫，“做友誼”、“做快樂”、“做錢”等等，讓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學問可做，大學問不可做。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學問和知識。他們哪怕從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據，生動的原創力也來自生命的深處，透出人的血溫、脈跳、價值觀以及親切的情感，成為一種人生的注解和表達，帶著鮮明的個人烙印。文與人一，文如其人，風格即人，文學就是人學……凡此等等的評鑒，曾經指示了典範的特征，測定出昨天的標高。一個中國人想到孔子，腦海裏肯定首先不是學問，而是一種東方式的導師風貌：清高而勤勉，堅強而嚴正，硬得像塊石頭，始終承擔社會責任並熱心教育，似乎總是穿著有點式樣古怪的長衫，坐著牛車奔波列國不可而為地宣傳理想，拘泥小節有時卻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遠離廚房遠離女人遠離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們對孔子的這些印象，不一定與野史或正史有關，而是來自《論語》本身的人格內藴。
還有尼采。尼采與其說是一種哲學，毋寧說更是一種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語句，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被後人逐一透析，字字確解。但他字裏行間迸發出來的孤獨、絕望、極度敏感以及無處傾瀉的激烈，是任何一個讀者不難感受到的。
“上帝死了”，不是他在書齋裏的推究，不過是他心靈的一道傷口，是他的長期的腦痛和半失明的雙眼，是他對社會普遍性偽善渾身發抖的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痩馬時迸湧的熱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