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中國護照進入有些發達國家，常常會遇到移民局官員較為費時的盤查。有時堂堂簽證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機票和美元還是不管用，說關那邊有朋友等著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還是屢屢出現，氣得當事旅客悲憤莫名我就差一點遭遇過這種事。在’這個時候，一道人關黃線讓國家這個抽象之物變得真切可觸起來。
查得這樣嚴，據說是企圖混過關的中國非法移民很多。這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現在要求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但絕不容忍移民（國際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主張人的言論權和示威權，但還無心保護自由移民權——其諸多國內政策是不能在國家間貫徹的。這也不奇怪，中國已按美國標準弱化了戶口製度，讓農民工大量自由人城了，但假如中國向美國自由輸送五十萬電工、五十萬木工、五十萬剃頭匠，美國豈不亂了套？豈不哇哇叫？他們的剃頭匠還能在一個腦袋上輕輕鬆鬆賺上三十美金嗎？中、美剃頭匠還能如此天經地義地“同工不同酬”？
這種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現實——這樣說可以讓人理解。但有些理論家宣稱這種強國剪裁出來的“自由化”是弱國的惟一幸福指南，就讓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這條黃線麵前理解“國家”或“國家的消亡”吧。
我這次人境，是為了參加韓國漢城的一個會，跨過黃線大體還算順利。會議主題是“尋找東亞身份（Searching for East Asian Ioentity)”。有趣的是，主題雖關“東亞”，但與會者都吃歐洲風格的飯菜，住歐洲式樣的賓館，這一類尋常多見的景觀，大概也構成了德裏克先生“全球化激發了本土化”一說的恰切隱喻。應該說，會上有不少優秀的發言，如韓國學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給我“旁觀者清”的證明。因為他不是中國人，所以比中國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思維和感覺中的盲區：梁啟超蔑視黑種人和紅種人，認為能與白種人爭霸全球的隻有黃種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國人。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實際上是主張全盤現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國文明的“整理國故”運動仍然把中國以外的亞洲排除在“東方文明”之外。至於梁漱溟，他舉目四顧，將天下三分，在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個印度文明，比粱啟超和胡適多了一大片南亞的視域，但這種宏論仍然隻會使東亞、中亞、西亞、東南亞其他諸多族群驚訝不已和頓覺寒心。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曆史中，在中國知識界的習語中，“東西比較”基本上是“中西比較”，大中華主義的大尾巴總是藏不住。這當然隻能導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國有沒有“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