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馬賊歌謠記述了三江地區土匪的猖獗：
平東洋大藍字，壓五省遮天蔓。
黑八爺半座山，天南星鬧得歡。
歌謠中提到六位匪首，平東洋、大藍字、壓五省、遮天蔓、黑八爺、天南星，他們一色胡子大櫃，也可稱為匪王。刀尖馬背上行走的生命，各有獨特的傳奇故事……在我的另一本書的“後記”中，對東北土匪做了初步介紹“胡子”這個以其恐怖與罪惡，被喊打與被唾罵的稱謂或階層，時隔近一個世紀，留在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老人中及當代文學作品裏和今人的印象是模糊的，遙遠的，陌生的，階級的評價多少掩蓋了道德的評判，給胡子定性支離破碎、偏頗、不完整，貪婪、凶殘、打家劫舍。目睹者口碑後人的多數是超乎常理的殺殺砍砍搶搶奪奪的血腥故事，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胡子，常常帶有明顯的階級特征：民族變節淪為日本漢奸走狗；死心蹋地成為國民黨的幫凶；棄暗投明跟共產黨走。在關東這塊蠻荒、肥腴、豐臂一樣的土地上，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血色天空的景襯下，把胡子的命運概括為這三種結局顯然是客觀、公正、實際的。但是有一點不應該忽視：胡子就是胡子。
胡子產生到形成強大勢力的猖獗，始於明末清初關東富庶的黑土地開禁，中原人的闖進，列強的入侵。特別是日俄戰爭後，這裏變成殖民地，由外寇扶植傀儡滿洲國的私生，關東人被置於鐵蹄踐踏、官府壓榨、惡人強食的水深火熱之中，於是人們便揭竿而起，嘯聚山林、落草為寇成為胡子，綹子中人員成分囊括了關東社會各階層人物。至於胡子產生、發展、消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好，作為一種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也罷，我寫的這本純粹胡子故事不回答這些問題，文學描寫的胡子有它的缺陷，藝術的真實難免與實際事件有出入，但我力爭把胡子寫得像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