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一团雪绒绒的小猫，在正午的阳光中懒睡，享受生活得意的滋味，这是我离开长春的美好感觉。
躺在卧铺上，我开始想这两天来到长春办事的过程，非常满意自己的这次长春之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不断努力，刻苦认真地学习做生意，一定会成功的。这次和吉林省粮油进出口公司的接触、谈判，更加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感觉自己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都很强。接触人也没有陌生感，只要意志坚强，努力拼搏，可以在社会上生存，就能立足商场。
有了上次的广州之行，所以这次一切都非常顺利。自己也不再被售票员看成是老土了，一路顺风，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到达了广州。
下车后，我直接去找姨丈，把长春的玉米一事和姨丈谈谈。我打车去了黄沙，找到了姑姐家。
“姑姐！”我敲开门。
姑姐脸色一下子阴下来，她问我是不是又来找他弟弟？
“姑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金辉，刚下火车。不知姨丈他现在在哪？是不是回家了？”我惊诧姑姐的态度。
“你还来找姨丈呢？”姑姐非常生气地说，“他的老婆来后听说了你冒充她的外甥女，已经跟他闹翻了天，早就回东北去啦。”
意外的变故，弄得我茫然不知所措。
“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他，我们不欢迎你这个冒牌货！”姑姐的话尖刻，不，十分的刻毒！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我的心一下子就凉透啦。扭头跑下楼，打车回到了广州火车站。
先前在火车上还暖暖春意，转瞬间，骤然降温，大雪纷飞了。我忽然感到彻骨的寒意，是人情的炎凉啊！
落差太大，自己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天昏地暗，感觉到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我坐在南方火车站前的广场发呆，眼睛早已被泪水模糊了。
“是不是想住宿呀？”过来一位接站的老伯，他看到我拿着包，对着车站发呆，走上前来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
住宿？当时我灵机一动，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
我抬头看看接站大伯，长相很善良，不像是坏人，就点点头。
“是不是从北方来的，到广州来办事的？”大伯说。
我问，“旅馆在什么地方？多少钱一个晚上？”
“我们是白云区党校招待所，原来不对外的，现在改革开放了，招待所才对外营业，住的人也很少，在广州动物园边上，坐6路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区党校招待所，党校还是令人信任的，我决定跟着大伯去住宿。
大伯很热情，边走边告诉我，他们党校非常安全，住的人都是北方人，长住的多一点，吃饭有食堂等等。
我心里杂草一样乱，他说什么也没在意听。自己最关心的是怎么和香港的那位叔叔取得联系。
“大伯，广州和香港能通电话吗？”
“能，当然能，”接站大伯马上说，“在党校住下后，到农林下路的邮电局去，可以打国际长途的，不过话费很贵的。”
能打长途电话，我心里就有了点希望。
我当时太天真了，不懂香港人做生意手段和方法。用东北人的实在劲儿去跟香港人打交道，看来是失败的。根本还没有能力去识别商人的奸诈狡猾和商场上的风云变幻。现在想起来，倒是觉得很可笑，也很正常。可在当时，作为一个刚涉足商海，抱着满腔热血，一直做着美梦的我，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差点就没去自杀。
我跟随着接站大伯，坐了几站公共汽车就到动物园站，下车步行，沿着动物园边上往前面不到二百米，看到了白云区党校的白色牌子，大铁门紧紧地锁着，旁边有个小铁门开着，只能容下一个人出进，里边是个大院，三面都是楼房，可能一栋是招待所、食堂，一栋是学习的教室、礼堂、会议室和车库，另一栋可能是党校的宿舍楼。
进到院子，一个人也没有，特别静，大伯把我带进招待所，进了一楼，看到了服务台，大伯用广东话和服务台负责登记的讲什么，自己也不懂，讲完后他告诉我办理住宿手续，他就走了，可能又去接站去了。
那时住宿手续简单，没有身份证，只是在登记本上写上姓名、籍贯、到广州干什么、要住几天，交上押金就行了。
我想，自己还是包间房吧，身带两万多元钱，自己住一个屋安全些。我问清了房价，交了两百元的押金，开了一套双人房，有卫生间、淋浴器，一天宿费是二十六元。
办理完手续，服务员送我坐电梯到了六楼，为我打开了六○八号房间，我看到房间也和宾馆差不多，有两张软床，一对单人沙发，茶几、写字台，还有墙壁柜，可以挂衣服，放包用，电视柜上面放着彩电，茶几上放着暖瓶，茶杯，烟灰缸。还有一部电话，可以打广州市区之内的电话，真的又便宜又舒服，还清静，可自己无心来欣赏这些，服务员告诉我到哪儿打开水，食堂几点开饭，就离开了房间。
稍事休息一下，我拿着香港叔叔的名片，带着几百元钱下楼去了。服务员告诉我门口有三轮车，坐到农林下路邮局给他两元钱就可以。
出了党校招待所的大门，按服务员所说的坐上一辆三轮车到了农林下路的邮局，付了车费，进邮局去打长途电话。
因为自己从来没打过国际长途，问邮局营业员要打香港电话怎么办手续？
营业员告诉我先拿个单子，填好电话号码交上五十元钱押金，坐在凳子上等候，接通了电话后，广播会叫你的。
我按营业员告诉的拿了单子，填好香港电话号码，接电话人，和自己的名字，交了五十元押金，就坐在凳子上抱着希望耐心地等待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要通了，广播叫到了我的名字，让我到2号电话厅去接电话。
我心怦怦跳着，跑到了二号电话厅，拿起了电话，一听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问我找他们老板什么事，我告诉她我是黑龙江过来的，找袁叔叔是为玉米的事，我已经联系好了，并且拿来了他要的手续、样品，让他马上来广州或定时间去深圳见面。
对方那位接电话的女人说：“对不起，小姐，我们老板不在家，他去了美国，早不做玉米生意了，已经改做其他生意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晴天霹雳，我拿电话的手都忘了放下，站在电话厅傻眼了。
“小姐，打完电话请出来……”另一位等打电话的人催我。
我这才放下电话走出了电话厅，眼里流出了泪水，去结完账，不知道怎么走出的邮局，心里空****的不知该怎么办。
可内心总觉得憋着一口气，怎么也不能理解香港的袁叔叔怎么会是这种人，办事不讲信用，不负责任，百思不得其解。
愣在邮局门口半天，坐三轮车回到了白云区党校招待所。由于旅途的劳累，和精神的崩溃，我回到房里，躺在**就再也没有气力起来了，病在了**。浑身散架子一样无力，万念俱焚，真想一死了之。
一病就是两天没能出房间，也没吃上口饭，最后是服务员觉得奇怪，只看到我进房后，再没看我走出来。
服务员打开门，看到我面容憔悴，脸色暗黄，她吓得跑出房间，大声喊着：“来人哪，快来人哪，六○八房的旅客好像病的很重。”
招待所原来住的人就少，整个六楼也不过五六个人住宿，刚好又是中午，她这一喊大家都跑过来看我，问长问短地非常关心我。
“谢谢你们大家关心我。”我睁开了眼睛，马上被泪水蒙住了视线，有气无力地说，“我可能不行了，真要死在广州了。”
这时有一位大姐过来，上前摸摸我的头也不发烧，对大家说：“她可能受到什么打击了，走，先送医院，给她输点糖，就没事了，我看她是心病。”
“不去医院，”我摇摇头说，“我喝点水就会好的。”
我看到的是几双关怀自己生命的眼睛和真情，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了阳光一样，在一个人面临着死亡时看到了救星，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我紧握住那位大姐的手，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止不住地流。把积压在心中的委屈都发泄出来了，趴在大姐身上痛哭起来，周围的人也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大家纷纷劝我，要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生命要紧，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我哭过之后，心里也好受多了。
“这又是一位被骗者，看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了。”在场的一位男人说。
我听此言感到莫名其妙。
那位大姐边安慰我，边为我倒了一杯开水，晾凉后端着给我喝了几口，她又命令一位男人说：“老赵，去找点方便面煮煮，先让她吃点东西，再谈别的，这位小姐可能是又累又饿，又受到了打击，才倒下了，吃点东西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大姐，谢谢你。”大姐的话，我心里非常感激，有气无力地说。
大姐很爽快，她马上介绍说：“我叫王芳，是新疆人，就是出葡萄干和哈密瓜那个地方的。不过我本人是汉族人，老家是兰州的，你以后就叫我王大姐吧，有什么事想不开，一会儿吃完东西和大家说说，共同想办法。不要怕，他们都是好人。”
“大姐。”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听她的话，点点头。
老赵已经煮好了方便面，给我端过来，我也真的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碗方便面，又喝了一杯凉开水，才有了力气。开始和在座的三个人介绍自己为什么来广州，和到广州后遇到的事情。
他们听后都笑我太幼稚了，劝我说：“这在我们三位身上不算事，小姐，起来洗洗脸，振作精神，想听听我们三位的遭遇吗？”
“你们？”我睁大眼睛，出于好奇心，下床到卫生间洗洗脸，精神多了，回来后又重新坐回**，紧挨着王大姐，抓住了她那温暖的手，就像抓到了救星一样，感到心里踏实多了。
“小妹，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王大姐说。
“我叫金辉，是东北人，此次来广州是专程为一位香港人来送玉米供货证、化验单和运输证明、样品的，谁知刚分手才二十多天，他还为我开了认购书，委托书，转眼就不认账了，他公司的一位女人说，他已经不做玉米生意了，你们说，坑不坑人啊？我几千里路抱着希望跑来了，结果一切都成了泡影，你们大家说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事！”
“小妹，你呀太年轻。”王大姐听后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可能没遇到过什么事，你听听我的遭遇，要是放到你身上就得跳楼，可我还是过得这么乐观。”
大姐说着眼泪潸然而出。
她已经来广州半年多了，丈夫是新疆军区的一位领导，军区下面有个军人服务社，大姐就是服务社的经理，改革开放后，全国各界都做起了生意，她们服务社也一样，没想到第一笔生意就被广州人给骗了。她一共发来广州两车皮葡萄干，价值五十多万，货到了广州，被一家公司提走了，说是第二天给钱，结果第二天她去那家公司一看，人去楼空，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当时那种心情我不说你也知道了，想过跳珠江，但最后咬咬牙，不是也活过来了，小妹，你和大姐比，不是幸运的多。”她凄然一笑，说。
我仔细地看看身边的这位大姐，见她长得胖胖的，五官端正，大眼睛，只是牙长的特殊一点，有点地包天，大约四十五六岁，一看就是一个能干利索的女人，个子没有自己高。
大姐说完她的遭遇后，给我煮方便面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操一口南方话说：“我比大姐更惨，我是广西柳州人叫赵强，是柳州市生产资料公司的经理，为公司组织工业用的火碱，已经和广州的一家公司订了合同，交了定金三十万元，他们派人带我去四川提货，谁想到了四川，不但没有提到货，连带我去四川的广州人也找不到了，我只好追回广州，到广州一看，也和王大姐的情况一样，什么公司早就不见人了。现在广州人非常狡猾，很会骗北方人的，他们抓住北方人实在的弱点，骗北方人的钱。我一直在广州寻找那伙骗我的人，已经三个多月了，自己没有面子回去，三十多万元公款，怎么向上级交代呀？”
赵强讲完后，另一位个子小一点儿，长得黑黑的人也主动向我说了他的事：他是河南人，叫李保财，是郑州市物资局的，来广州买金属材料——铝锭，被骗去了一百多万，现在家也不敢回，更不敢和家里联系，怕公安局来抓他，只好躲在广州寻找机会，挣到钱再回郑州。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听完了同楼住的三位，不同地方但命运相同的人介绍完他们的遭遇，觉得自己真的比他们幸运。一分钱也没损失，来广州也是自己的主意。没有别人让我来的，是我想出来闯路的。看来，自己也要加入这伙流浪者的队列中来了。
人，有时相识、相知、相处不用语言沟通，相同的命运把本来不相识的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使大家在特殊的环境中建立起深深的友谊，就像过去的丐帮一样，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就这样，自己开始了广州的流浪，每天跟着几位相同命运的大哥大姐，东奔西跑，寻找发财之路。当时真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可比起丐帮的弟兄，还是要强过他们。我们总算有住处，有饭吃。